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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是内廷，不是外廷？
道理明摆着——朝堂上下那些老大人，压根儿容不下这批新面孔踏进衙门半步。哪怕只做个九品小吏，也得扒掉三层皮。
内廷却不同。
内廷上下，沈凡一人拍板，无人掣肘。
不说皇家银行正急缺帐房丶司库，单是蒸汽机一响，大周各处便如久旱盼云，处处缺匠师丶缺工官丶缺懂算学懂图纸的实操人。
沈凡身为天子，岂会盯着几座矿山丶几车黑炭打转？他布的是全局之棋。
今年秋税收上来，他打算先看风向。若局面稳当，下一步便要推商税丶立矿税。
商税早就在他心头盘桓多年，只待时机成熟。
在他估算里，即便摊丁入亩丶士绅一体纳粮已落地生根，国库年入顶多也就三千万两白银。
矿税呢？前无古例，难估斤两。
但若顺风顺水，这笔银子，怕是比商税还沉。
可真能顺风顺水？
闭着眼都能想到——摊丁入亩动了士绅的肉，商税削了商贾的利，矿税一落笔，两边骨头全被撬动。
这一仗，注定是场硬仗。
沈凡怕吗？
答案写在脸上。
他早悄悄物色好了新臂膀——还是军人！
前头提过，大周最致命的软肋，便是皇权止步于县。县以下，乡亭皆由地方士绅把持，这才有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老话。
如今沈凡一道诏令：近年退伍的老兵，返乡即授乡长丶亭长之职。
士绅盘踞基层的格局，就此被一刀劈开。
凡损其利者，士绅无不皱眉。此策直刺根基，他们怎会甘心？
可不甘心，又能怎样？
眼下各地士绅，各自为营，形同散沙，聚不起一股力。
老兵们却不一样。
无论何时何地，军中袍泽向来拧成一股绳。
何况这些人在刀尖上滚过多年，真怕本地几个乡绅？
——实话说，不少老兵归家已久，早已磨平了血性，心里发怵。
可沈凡递来的，是一把火。
乡长丶亭长——光是名号，就让整条街都竖起耳朵；那身公服往身上一穿，连祖坟都跟着亮三分。
再说了，各州府卫所，真是吃素的？
沈凡更已密谕各地卫所指挥使：放手撑腰，全力扶持老兵，该顶就顶，该扛就扛。
意图昭然若揭。
接到口信，指挥使们个个不敢怠慢。
说到底，他们这拨军人，本就与勋贵血脉相连，跟士绅从来不是一路人。再加上老上司话已挑明，谁还不知怎麽站队？
一时间，卫所兵马四下奔走，扎进各县各乡，挨家挨户唤老兵归队丶议事丶接印……
摊丁入亩未冷，乡亭改制又起，朝野上下顿时翻了锅。
连朝堂里的老臣都坐不住了，奏本雪片般飞向御前。
他们不上书不行啊——门生故吏遍布州县，若只顾朝廷脸面，不顾他们饭碗，不出半年，怕是连自家祠堂的香火，都要改换门庭了。
其中，高霈丶曹睿二人跑得最勤，几乎脚不沾地。
大概在封疆大吏位子上坐得太久，对朝局变化反应迟钝，仍以为奏章堆得越高丶步子迈得越急，就越显忠勤。每日不是递摺子，就是托人捎话，反反覆覆向沈凡陈情表态。
郑永基却机敏得多。
他本就惯于左右逢源，轻易不愿树敌。
何况这回要得罪的，是手握生杀丶连内阁都得看眼色行事的沈凡？
于是只在风头初起时，轻描淡写递了份不痛不痒的摺子；此后便乾脆称病闭门，装聋作哑，连府门都不出一步。
相较之下，吏部尚书陈一鸣更是彻底袖手旁观。
乡亭制推行四十日，他眼皮都没抬一下，只当耳旁刮过一阵风。
他自己既无女儿入宫为妃，门下也无多少实权干吏，何必主动往火堆里凑？真要忙活起来，反倒稀罕了。
户部尚书朱开山虽是外戚，又是朝中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却也学着郑永基的模样，冷眼旁观，不置一词。
而风暴正中心的沈凡，在做什麽？
此刻他正蹲在火器局工坊里，挽着袖子，跟一群匠人围着刚出炉的燧发枪反覆调试。
大周尚未迈入工业化，但全国精挑细选的巧匠加上重金聘来的欧洲技师合力攻关，造几杆样枪，根本不在话下。
火绳枪早已量产多年，燧发枪虽比它多几道精密工序，可技术鸿沟远没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差的只是火候丶耐心和一点点运气。
砰！砰！砰！
一名校尉连续扣动扳机十馀次，百步之外的靶心却连个弹孔都没有。
沈凡眉峰微蹙，指尖在枪管上轻轻一叩。
旋即又松了口气——毕竟眼下全是试制品，未定型丶未校准，精度差些情有可原。
可若将来批量列装，还这般脱靶，那这支新军怕是连鸟铳营都比不上。
「再调！」沈凡转身对身旁工匠沉声道，「把每一道工序拆开查，谁经的手丶哪个环节松了劲，全给我刨出来。给你们三十天。」
「三十天后，若还是这等水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众匠人，包括那些金发碧眼的欧洲面孔，「脑袋，就别想留在脖子上了。」
这话，既是押给大周匠人的，也是敲给洋匠听的。
压力之下才有突破，这是沈凡一贯的法子。
逼他们抢在时限内交出能用丶好用丶打得准的燧发枪，将士们才能尽快换装丶实操丶成军。
当然，若真到了deadline还拿不出东西，他也真会砍人。
不分籍贯，不论出身，刀锋之下，一视同仁。
在他治下，就得守他的规矩。
况且，就算砍几个洋匠，满朝文武也挑不出错来——
在大周百姓眼里，欧罗巴不过是披着皮毛丶嚼着生肉的化外之邦。
就连沈凡自己，也是这麽看的。
因为彼辈唯一拿得出手的，只有几样奇技淫巧。
至于政体丶律法丶治理之道？欧洲各国仍由世袭贵族把持朝纲，哪有什麽真正意义上的文官体系？
放眼当时，唯大周与藩属诸国，才真正建起了以考绩丶铨选丶监察为骨架的文官制度。
其利弊早有定论——否则后世欧美诸国，也不会急急忙忙照搬照抄，转头就落地生根，沿用至今。
再看欧洲那场所谓「资本主义变革」，手段粗暴得令人咋舌。「羊吃人」的圈地暴行，在当地习以为常，搁在大周，怕是诏书还没拟完，御史台的弹章已堆成山了。
人文气象上，此时的欧洲，离「文明」二字尚远。
讲什麽人道？一个靠坚船利炮四处劫掠丶贩奴殖民的大陆，谈何仁恕？
说到底，欧洲能胜过大周的，不过两项：一是器物之精，二是航海之勇。
后者倒也值得敬佩——那是海洋民族骨子里的闯劲，与大周农耕子民的稳重踏实，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