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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有人在门外站了一夜(第1/2页)
李烈第一次给梁博打电话，是第一天。
关机。
第二天再打，还是关机。他以为那个年轻人又跑到哪个场子去了，就把这事搁下，继续改台架上的数据。
第三天傍晚，一个老同学的电话打进来。那人在律协做事，跟公检法都有来往，话说得很委婉：“老李，你那个学生，是不是叫梁博？他出事了，前些日子被带走了。非法改装，还有跑地下比赛。“
李烈“嗯“了一声，说了句“知道了“，把电话挂了。
他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楼下那排路灯亮着，把研究院院子里的树照成一团一团的影子。
然后他拉开抽屉，从最里面的夹层里摸出一个信封。
信封是黄的，普通的牛皮纸，上面写着三个字：梁博收。信封没有封口，里面那两张纸被他折了三折，折痕已经发软。
这封信是十二月写的。
写的时候他想得很清楚：把他在饭局上听到的那几个字写下来，把自己这几年攒下的两个人脉写上，再写一句“你要是还愿意来研究院的台架上做事，我给你留个位子“。他写了两个钟头，改了三遍，写完把信折好，放进抽屉。
他没有寄。
原因说出来不好听：那阵子他给梁博打电话，对方三个星期没接过一次；有一回终于通了，是在半夜，那头很吵，有人在喊“再来一场“。他挂了电话，把信又放回抽屉。
他心里有一句话是留给自己的：等他什么时候主动来找我，我就把信给他。
现在信还在这里，人进了看守所。
李烈把信放在桌上，戴上眼镜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回三折，塞进外套内袋。
他在办公室坐到很晚，顺手把桌上那台老式磁带机打开了。带子是十几年前录的，一个女人的声音慢慢唱，唱词他听不懂——粤语老歌。他年轻时在广东做课题，宿舍楼下的录音机天天放这一种，一放就是一个夏天。
他不换带子。唱到某一处，磁带会轻响一声，他就知道又过了半个钟头。
去城郊的车要坐一个半小时。
车过了一片又一片工地和仓库，窗玻璃上的灯一盏一盏滑过去。他教了三十年书，带过的学生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有出息的都在正经地方：有的进了动力所，有的去合资厂做标定，有的自己开了公司，过年还会给他发一条短信。他偶尔会想起那些名字。可这几年，他心里最放不下的，偏偏是那个没念完书、拎着一个塑料袋走出研究院的年轻人。
他一直觉得那双手可惜。
“可惜“这两个字，他从来没对梁博说过。
他这辈子信一件事：一个人的手，决定他是谁。
第一次见梁博，是在研究院的旧发动机台架上。那年冬天，那个年轻人蹲在一台报废了十几年的机器旁边，一边听他出题，一边用手指去量气门挺杆的间隙；量完抬起头说：“老师，这个凸轮轴换过。“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零件。从那天起他就认定了：这双手该放在正经的地方——放在台架上、放在实验室里、放在能把发动机做好的地方。
这些年他看着那双手往下走。他劝过，劝得很轻；后来他连劝都不劝了，只在饭桌上说一句“别的不该你碰的，就别碰“。
现在那双手戴上了东西，被带走，被记在册子上。
半个多月前，那个年轻人还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那头很安静，梁博说得很客气：“李老师，有没有哪个地方，肯要一个我这样的人。什么活都行，我不挑。“
他当时说的是实话——他这边是研究院，进人要政审。他答完，又补了一句“你自己的事，你先想清楚“。两个人都沉默了几回，是梁博先挂的电话。
那会儿他以为那通电话是个开头。现在他明白，那是一个人在门外最后一次敲门。
他这一趟不是没有准备。可他能准备的只有一封信，和一个没人接的号码。
那地方他以前只路过。墙是灰的，比他想的高，墙头拉着一圈东西，在灯下看不见颜色；大门口一盏灯，光照着“看守所“三个字和旁边一块告示牌。
告示牌上写着作息、可以送的东西，还有一行醒目的小字：侦查阶段只安排辩护律师会见，家属不能见；律师持三证即可会见，不需批准。他站着看了两遍，看明白三件事：会见要提出申请，通常只批给辩护律师；在押人员的生活用品和钱可以通过指定的方式存入；其他人员一律不得会见。
他不是律师。
值班的窗口里有一个人。李烈走过去问：
“我能不能见他一面？我是他以前的老师。“
那人抬头看了看他，很客气：“老师不行。侦查阶段只见律师，家里人都见不了。你要存东西，得报他的编号，或者让律师来办。“
“那我能不能给他存点钱？“
“存钱要他的账号，或者是亲属来办。白天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六十一章有人在门外站了一夜(第2/2页)
李烈说好，谢谢，退到一边。
他站在大门外那盏灯下面，站了很长时间。
墙里面那个人这会儿在做什么，他只能想：也许在铺上坐着，也许在背那份要他签字的纸。厚墙、铁门、一盏灯，就把他和里面隔开了。
快下班的时候，一个中年女人拎着两个袋子过来，在窗口问了几句什么，看样子是给里面的人存东西。她把袋子交进去，站在门外又看了几分钟，才转身走了。李烈看着她的背影，忽然很想知道——梁博的母亲，知不知道这件事。
他不是没有别的办法。那个老同学还能再托一层；研究院里也有人认识人。可他一个人站在那儿，把每一条路都想了一遍，每一条都走不通。
不是路不通，是他不能走。
第一层，他怕。
这种地方最怕的就是“有人打了招呼“这几个字。他要是托人递一句话进去，那句话不管说的是什么，都会变成一条记录：谁、什么身份、为什么。这不是帮梁博，这是往梁博身上再添一笔。
第二层，他更怕的是别的东西。
要是今晚他真托人把人弄出来，或者把话递进去，那双手会往哪儿放？会不会从此觉得“出了事也有人捞“，往后更不在乎？
第三层，是他最不愿意承认的：
他不知道见了面该说什么。
要是梁博问他一句“老师，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答不上来。
他确实早就知道。九月的饭局，席上有人提过一句“年底要动一动“，还说了一句“跑车的那些年轻人，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不在乎“。他当时心里过一个念头：打给梁博。他掏出手机，又放回去——那时候梁博已经三个星期没接电话了。他想，等他自己来找我吧。
这一等，等到了十二月。
十二月的广州，冷是那种走到骨头里的湿冷。门口那盏灯下有一块水泥台阶，他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走；走了几百步，又回来坐下。他两次把那封信从内袋里摸出来，摸到信封的硬角，两次又放了回去。
信封上的字他写得很工整——那是他教了三十年书留下的习惯。可他现在连一个能收这封信的人都找不到。
夜里两点多，有一辆车从里面开出来，车灯扫过来，把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他站起来，看着那扇门。门开了，车出去了，门又关上。他站了一会儿，坐回台阶上。
他开始想那个年轻人以前的样子。
想起他第一次上台架时穿的旧外套，袖口磨破了；想起他把那台旧引擎拆开之后，一个人蹲在地上看了半个钟头，起来的时候腿上全是油；想起有一次台架上的数据不对，梁博半夜跑来敲他办公室的门，说“老师，我觉得是进气的问题“；也想起后来有一次在研究院门口，梁博站在台阶下面，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子，说“老师，我不读了，我先去挣钱“。
他当时只问了一句：“你想清楚了吗？“
那年轻人说：“想清楚了。“
也是那一夜，他给自己想过一条路：请个律师。
他那个老同学在律协做事，要找一个做得细的刑事律师并不难。律师能会见，能替他问清罪名、问清扣了哪些东西，能替他争一争取保候审。钱他也出得起——这些年他没什么花销，存折上的钱够请好几个律师。
他甚至把老同学的号码翻出来，按到拨号那一页。
然后他停住了。
为什么停住，他后来自己想明白了一半：他怕的不是花钱，他怕的是那三个星期。他曾经有过一个机会，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把“年底要动一动“那几个字送到梁博耳朵里；他没有打。现在他要是花一笔钱，做一件谁都看得见的“好事“，那他这辈子最难过的那一关，就被他自己绕过去了——他会变成一个“出事以后尽力了的老师“，而不是一个“早就知道、却没开口的老师“。
他把老同学的号码记在了那个信封的背面，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
那个电话，他后来一直没有打。
天快亮的时候，李烈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腿有点僵。最后一辆车从旁边的路上过去，他没有再看那扇门。
他把内袋里的信按了按，让它贴得更实一点，然后顺着那条路往回走。走到路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灰墙、大灯、告示牌，一切都还是昨晚那个样子。
他在这里站了一夜，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留下。
他后来常想起这一夜。
在研究院的办公室里，他甚至把那封信从内袋里取出来，夹在了书架第二层——跟一排发动机手册摆在一起。每次他去拿手册，都会看到那个黄色的信封。
信封还是没封口。里面那两张纸，他改了三遍；写完之后，他没让第二个人看过，也没跟任何人提过一个字。
那两张纸上写了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包括那句他到最后也没能说出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