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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9章不同方向上的不同事(第1/2页)
暮色从西面的山脊线上漫过来的时候,李二柱坐在战壕边沿的一块石头上擦枪。
枪是一支毛瑟步枪,他用一块旧棉布蘸了蘸枪油,慢条斯理地从枪口往枪膛里捅,油布塞进去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哧“声。
战壕里其他人三三两两地坐着,有人在啃干粮,有人在用刺刀削一根木棍,有人靠着壁子打盹,呼噜声从半截掩体后面传出来,匀称而粗重。
北面大约十几里外就是汉城了。
李二柱擦完枪把零件重新装好,拉了一下枪栓试了试顺滑程度,然后把它靠着石壁竖放在身边。
这时候他从眼角余光里看到一个人影从战壕拐角处走了过来。
来人穿着一身灰绿色的军装,制式和东大部队的有些细微差别——领口处的裁剪角度不太一样,腰带的搭扣款式也不同。
他个子比一般的东大战士高出一个头,肩膀宽阔,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大但不急,整个人带着一种稳当的劲头。
他的面孔是典型的日耳曼人轮廓,鼻梁高直,下颌线条分明,颧骨下方的脸颊上有一道浅色的旧疤痕,不太显眼,但凑近了能看出来。
最显眼的是他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镜片被战壕里的灰尘蒙了一层,他边走边拿下来用袖子擦了擦,又戴回去。
他走到李二柱旁边,在另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揉皱了的烟,抽出一根递给李二柱。
烟是德国牌子的,硬盒上印着李二柱看不懂的德文字母。
“抽不抽?“
他用中文问。
李二柱愣了一下。
这位德国同志的中文说得相当利索,个别字眼还带着一点东北的口音。
李二柱接过了烟,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夹在耳朵后面。
“同志,你是德国那边派来的吧?“
李二柱问。
“是。“
来人点了点头,自己也点了一根,吐出一口烟。
“我叫穆勒,德共党员,在军委下面挂了个顾问衔。“
穆勒指了指北面,
“来这边一个多月了,之前在沈阳那边,这两天刚调到这个方向来。
你叫?“
“李二柱。
三连二排的,去年入的伍。“
穆勒点了点头,抽了一口烟,目光随意地落在战壕前方那片起伏的田野上。
田野里的庄稼已经被踩倒了大半,剩下一些歪歪斜斜的麦苗在晚风里晃。远处有几棵被炸断的树,树冠歪在地上,白色的断茬露在外面。
“问个事,同志。“
李二柱开口,
“您是不是从指挥部那边过来的?“
“嗯。“
“那——“
李二柱压低了点声音,
“汉城那边到底啥时候能拿下啊?
前线的通报说形势好,但也没说到底哪天总攻。
我们连队里都议论呢,有人说三天,有人说五天,还有人说快了快了但也不知道快是多快。“
穆勒把烟从嘴里拿下来,侧过脸看了看李二柱。他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弯了一下,嘴角带着一点笑意。
“是真快了。“
他说。
“汉城北面的最后一道防线昨天下午已经被突破了,日军正在往城里缩。
我们已经在做入城巷战的预案了。
如果一切顺利,两三天之内你们就能进汉城。“
李二柱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转过头朝着北面看了一眼,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的目光伸出去很远。
“那敢情好。“
李二柱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藏不住的兴奋,但他很快压下去了,抿了抿嘴把表情收住了。
穆勒又抽了一口烟,他在石头上换了换坐姿,侧过身来看着李二柱,
“你家是哪里的?“
“冀中,保定那边的。“
李二柱答。
“家里怎么样?革命以后变化大不大?“
李二柱顿了一下,把手从枪托上拿开,放在膝盖上搓了搓,指尖上还沾着枪油的味道。
他想了想然后说道:
“大,变化大得很。“
“以前我家就一间半土屋,房顶是茅草铺的,下雨天屋里漏得到处都是,接都接不过来。
一家人挤在一张炕上,我爹我娘我两个妹妹还有我,冬天冷得要命,炕烧不热,盖的被子薄得透光,我和我妹两个人睡一头搂着互相取暖。“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899章不同方向上的不同事(第2/2页)
“我家以前的地是佃的,一亩三分薄地,还是沙土坡上的,种啥啥不收。
收上来的粮食交完租子所剩无几,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借粮,借了一斗还两斗,越借越穷。
我爹有一年背着我去找地主磕头求少收一成租子,地主家的管事把他轰了出来,说‘不种就滚,有的是人等着种‘。
我那年九岁,趴在我爹背上看见他膝盖上全是泥和血,在路上走了好几里地。“
穆勒安静地听着。
他没有插嘴,只是坐在那里一口一口地抽着烟,目光落在李二柱脸上,在越来越暗的天光里,镜片反射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光。
“后来就解放了。“
“工作队来了,开了斗争大会。
村里的地主被揪出来了,我们家分了五亩水浇地,还分了两间瓦房。
房子原来的主人是地主的小老婆住的,那女人跑掉了,房子空着,工作队做主分给了我家。
我娘头一回住进瓦房的时候在门槛上坐了一整夜,摸着门框说你摸摸这是砖的,不是土坯的。
我爹不让她哭,说哭啥呢该高兴,但他自己的眼睛也是红的。“
李二柱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一些,
“还分了头牛。“
他说,
“跟另外两家合着用的,春耕的时候轮着使。
今年开春种了小麦,长势好得很,我走之前看了一眼,麦苗绿油油的有半尺高了。
我娘写信来说今年收成肯定错不了,饿不着了。“
“还有农具。“
李二柱又补了一句,
“分了犁、耙、锄头,都是好的,铁的,不是以前用的那种木齿耙。
村里还组织了互助组,播种的时候几家合在一起干,比从前单干快多了。“
穆勒听完,沉默了几息。
晚风吹过战壕,把他额前浅金色的头发吹动了几缕,他抬手拨了一下。
“你对土地问题理解得很深。“
他说,
“我在沈阳那边跟很多战士聊过,多数人能说出‘分了地‘、‘日子好了‘,但你说得比他们细。
你刚才说的那些——租子、借粮、互助组、农具更新——不是光靠听报告能说得出来的。“
李二柱听了这话,微微笑了。
“那是队伍里教的。“他说。
“咋教的?“
穆勒往他那边偏了偏身子。
“最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就知道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能吃饱了、能穿暖了,我感激共产党,这就够了。
但是队伍里有好多同志给我们上课——有本地的,有苏联那边来的,也有像您这样的德国同志。“
他伸出右手用手指头数着:
“白天训练、打仗,晚上就在驻地挂块黑板,有人拿着粉笔在上面写写画画,教我们认字。
先学最基础的——自己的名字、父母的名字、地名、数字。
后来就学更多的,读报纸,看文件。
然后就有同志给我们讲阶级是什么,讲为什么以前的地主能骑在我们头上拉屎而我们还觉得那是天经地义。
讲土地到底应该是谁的,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道理到底错在哪里。“
“一开始我不太听得懂,后来听多了,再对照自己家从前的日子来看,就慢慢明白了。
以前我觉得穷是命,是老天爷安排的。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命,是人安排的。
是有些人占了不该占的东西,压着别人不让翻身,才有的穷。“
穆勒看着这个年轻的战士,在那副细框眼镜的后面,带着一股欣慰的神色。
李二柱继续说:
“再后来学得更多了。
分析村子里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占了谁的地,谁剥削了谁的劳动,谁是站在人民一边的,谁是站在反动一边的。
这些事情一开始是先生教我们分析,到后来我们自己也能分析了。
我入伍之前就参加了村里的农会,开会的时候也能说上话。
有些老同志说我‘觉悟上来了‘,我自己也知道,我跟一年前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庄稼汉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