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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9章又是一年毕业季3(第1/2页)
“我得去找一趟导师。“
贝克尔说，
“教授之前跟我说过，分配结果出来之后去找他聊一次，他说有些具体情况要当面讲。“
埃里希点了点头。
“那你去吧。我回宿舍收拾东西，晚上可能叫几个人一起去食堂吃顿好的，算是散伙饭，你来不来？“
“来。七点怎么样？“
“可以，那就七点见。“
埃里希摆了摆手，转身朝宿舍方向走了，步子轻快，走了几步还回头喊了一句“别忘了“，然后继续走了。
贝克尔转身穿过广场，沿着教学楼侧面的走廊往教师办公区走去。
走廊里光线暗一些，两侧的墙壁刷着浅黄色的涂料，墙脚踢脚线以上有一道浅浅的污迹，大概是这些年无数人的肩膀和背包蹭出来的。
他走到二楼的第三个房间门口停下来，门上的铜牌写着“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他敲了门。
“进来。“
贝克尔推门进去。
房间不大，靠墙是一排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面的书脊五颜六色的，德语、俄语、法语和几本中文的册子混排在一起。
教授坐在靠窗的办公桌后面，正从一副老花镜上方看着门口。
他大概六十出头，头发全白了，但剪得很短，脸上的皱纹深而密，嘴角的纹路尤其明显，是常年严肃思考的人在无意识中抿出来的。
他穿着一件灰绿色的毛背心，里面是白衬衫，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
“贝克尔，坐。“
教授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他自己也从椅背上直起身来，把老花镜摘了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搁着，看着贝克尔坐下来。
“看到公告了？“
“看到了。延安方向，师资培训组。“
教授点了点头。
他的表情没有太大波动，但嘴唇微微往两边展了一下，算是某种程度的认可。
“好。这个方向是我推荐的。
不是说其他方向不好，而是这个方向是最需要你这种人的。
我翻过你这几年的论文和实习报告，你对基层教育这件事有想法，不光是理论上的，你去年在勃兰登堡那个农村实习点待了两个月写的那份报告我看了两遍，里面关于‘如何用当地已有的组织形式来嵌入政治理论教学‘那一段写得很实在。
这种思路到了延安那边会有用。“
教授停了一下，伸手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放在桌上但没有推过来。
“不过有些情况我必须在你去之前跟你说清楚。
延安那个地方，跟你在柏林看到的一切都不一样。
柏林有电车、有自来水、有图书馆、有供暖管道。
到了那边，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住的是窑洞，泥土墙壁的那种，冬天的夜里温度能降到零下十几度，靠烧炭取暖，炭不够的时候穿再多也觉得冷。
水要去井边挑，有时候要走很远的路。吃的东西以当地的主粮为主，蔬菜品种很少，肉类更是稀缺。“
教授看了一眼贝克尔的反应，见对方坐姿没有变化，便继续说下去。
“工作方面，你的任务不光是教学。
你去了之后大概会被分到某一个县或者镇的师资培训岗位上，当地的同志会配合你，但你要自己去适应他们的工作节奏和思维方式。
他们的语言你学了一些，但实际情况会比课本复杂得多。
你在那里会遇到语言障碍、生活习惯差异、以及最关键的——你学的理论要变成当地老百姓能听懂的、能用的东西，这中间需要大量的翻译和转化工作，不是照搬教科书就能解决的。“
“还有就是孤独感。“
教授的声音放低了一些，
“你父母虽然在东大，但他们所在的位置跟你分到的区域可能相距甚远。
你一个人在那边，周围全是你不熟悉的语言和文化，通讯往来单程要好几周甚至一两个月。
有些同志去了之后第一年最难熬的不是工作，是那种‘隔着一整片大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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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工作。“
贝克尔坐在椅子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他的坐姿没有变，后背微微靠着椅背但又不算完全放松，是一个在认真听的姿势。
等教授说完了，他安静了两三息的时间，然后才开口。
“教授，这些问题我都已经想过了。“
“我在宿舍里把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想了很多遍。
窑洞冷，我知道。我在党校图书馆看过东大那边的建设报告，里面附了当地的生活条件描述，从文字里我能大概想象出那个画面。
缺水，缺菜，缺燃料，这些都想过。
语言的问题我也考虑过，到了那边我会先跟当地的同志学，一边工作一边学，边用边补，总能跟上来。
孤独感——“
贝克尔顿了顿，像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说法，
“我在想，我父亲当年去波兰的时候才二十出头，连一句波兰语都不会。
我母亲去意大利的时候也是。
他们那一代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干过来了，我到了东大至少还有当地同志一起工作，比我父母当年只有一个人要强得多。“
教授看着他，没有说话。
贝克尔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语气里有一种在安静地陈述决定时特有的笃定：
“我在党校这几年学的就是‘理论要联系实际‘。
如果我只在柏林把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到了真正需要我的地方却不去了，那这几年学的就只停在纸面上，不算数。
我这个人的分量，应该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冷一点、苦一点、语言不通、离家远——这些是困难，我承认。
但困难不是阻止我去做一件正确事情的理由。
组织把我分配到那里，说明那里需要人。
而需要人的地方，就应该是共产党员去的地方。“
贝克尔说完之后没有再补充。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梧桐树影在墙上晃了晃，一只鸽子落在窗台上咕咕叫了两声又飞走了。
教授靠在椅背上，那副老花镜还搁在桌面上的文件旁边，他看了贝克尔一阵子，然后微微颔了一下头，幅度不大，像是一个教了很多年书的人在看到自己教出来的学生说出一句他期待已久的话时的那份确认。
“好。“
教授说。
他把桌上的牛皮纸文件袋推了过来。
“这里面是一些参考材料——前几批去延安的同志写的当地情况汇总，还有一个联系地址和接洽人。
你收着，临行前仔细看一遍。
到了那边之后记得按时给党校写信汇报情况，如果不方便写信就发电报也行，随时保持联系。“
贝克尔接过了文件袋，站起来。
他朝教授微微鞠了一躬，
“谢谢教授。这几年您教我的东西，到了那边我会用上的。“
教授也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窗边。
他没有送的意思，只是站在窗前背着手看着外面的梧桐树。
贝克尔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教授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
“到了之后记得写封信回来。
你父亲当年也给我写过信的，从波兰那边寄来的，纸边都磨毛了。
你到了那边写的信，我也一样存着。“
贝克尔在门口停了一瞬，侧头应了一声“好“，然后轻轻拉上门走了。
走廊里又恢复了安静。
他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经过走廊拐角的时候阳光从侧面的窗户照进来，在墙壁上铺了一整片暖黄色的光。
他把那个牛皮纸文件袋夹在胳膊下面，步子比来时略微轻快了一些。
那封信还在他的外套内袋里，只差一个地址和一个邮戳就能寄往东大。
今晚他要回去把信写完，把分配结果填进去，然后在信末加一句——
“爸、妈，我很快就到你们那边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