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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99章叛徒的嘴，咬人的鬼(第1/2页)
雨是凌晨四点开始下的。
高雄港的冬天很少下这种雨，又细又密，像是老天爷在筛面粉，打在脸上不疼，但冷，冷到骨头缝里。林默涵站在墨海贸易行二楼的窗户前，把窗帘掀开一道缝，看着码头方向。雨幕里，有几盏灯在晃，不是渔船的那种黄光，是白的，贼亮贼亮的那种白。
探照灯。
他放下窗帘，转身看了一眼桌上的座钟。四点二十三分。这个时候，码头的探照灯不应该亮着。除非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值得他们照亮。
林默涵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从夹层里取出一把勃朗宁手枪。枪是冷的，握在手里像握着一块冰。他检查了一下弹匣，七发子弹，一发都没少。又把枪塞回抽屉，没合上，留了一道缝。
楼下传来脚步声。
很轻，但在雨夜里听得清清楚楚。不是陈明月的脚步声——她走路有特点，右脚比左脚重一点点，因为小时候崴过脚，落下了毛病。这个脚步声两只脚一样重，均匀得像节拍器。
林默涵把抽屉推上，站起来，走到门边。
敲门声响起，三下，停了两秒，又两下。
暗号。
他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浑身湿透的男人，四十来岁，瘦长脸，颧骨很高，眼窝深陷，穿着一件灰色的雨衣，雨衣上全是水，顺着下摆往下滴。男人的嘴唇发紫，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吓的。
“老赵？”林默涵侧身让他进来，“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老赵没动，站在门口，雨水在他脚边汇成一小摊。
“沈老板。”他的声音有些发紧，“出事了。”
林默涵看着他的脸。雨衣帽檐下面，那双眼睛里有血丝，不是熬夜的那种血丝，是那种……怎么说呢，像是被人掐着脖子快要窒息的时候，眼睛里充的血。
“进来说。”
老赵迈了一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楼梯口。
“没人跟着。”林默涵说。
老赵这才走进来。林默涵关上门，反锁，拉上窗帘。客厅里的灯没开，只有桌上那盏台灯亮着，昏黄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高一矮，像两棵歪脖子树。
“张启明被抓了。”老赵说，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被窗外的雨声盖过。
林默涵的手顿了一下。
张启明。左营海军基地的文书，一个月前被发展成外围情报员。他负责提供“台风计划”的舰队演习坐标，目前为止提供了三次，三次都通过了验证。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下午。军情局的人直接去基地提的人，没经过宪兵队，连基地司令都不知道。”老赵咽了口唾沫，“是魏正宏亲自带的队。”
魏正宏。
林默涵在脑子里把这三个字嚼了一遍。台湾军情局第三处处长，少将，四十五岁，阴鸷多疑，信奉宁可错杀三千。他调阅过这个人的档案——不是组织给的，是自己在高雄市政府的旧报纸上一条一条翻出来的。魏正宏，浙江奉化人，黄埔十七期，内战期间曾任保密局苏南站站长，手上沾过不少血。
“他怎么知道张启明？”林默涵问。
“不知道。”老赵摇头，“但张启明被带走的时候，说了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去找高雄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商人’。”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
台灯的光晃了一下，像是电压不稳。林默涵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鼻梁。金丝眼镜。他在高雄商界露面的时候，确实戴一副金丝眼镜。那不是伪装，是他真的有轻度近视，看远的东西模糊。但这副眼镜，确实成了他最显眼的特征。
“还有谁知道你戴金丝眼镜？”林默涵问，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他自己都觉得陌生。
“很多人。”老赵的声音有些发抖，“你在商会的那些照片，报纸上登过的那些，都是戴着眼镜的。张启明就算不说，魏正宏只要翻翻报纸，也能知道。”
林默涵没说话。
他在想一个问题。张启明被抓是昨天下午的事，如果是普通审讯，他应该扛不住，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会说。但军情局的人没有连夜来抓他，说明张启明要么还没开口，要么开口了但没来得及核实。
还有一种可能——魏正宏在等。
等他自己露出马脚。
“老赵。”林默涵抬起头，“你来找我，还有谁知道？”
“没有。我一个人来的。”
“从哪来的？”
“左营。骑自行车，骑了两个小时。”
“路上有没有被人跟？”
老赵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雨太大了，我看不清后面。”
林默涵走到窗边，重新掀开窗帘。码头方向，那几盏探照灯还在，但比刚才少了一盏。雨还是那么大，打在窗户上，模糊了外面的世界。
“你不能回去了。”林默涵说。
老赵愣了一下：“什么？”
“我说你不能回左营了。魏正宏如果要钓鱼，他会放你这条线。你现在回去，就是自投罗网。”
老赵的脸色白了。不是那种比喻的白，是真的白，像是脸上的血一下子被人抽干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那你呢？”他问，“你怎么办？”
林默涵没回答。
他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那把勃朗宁，放在桌上。枪在台灯下泛着冷光，像一条晒干了的鱼。
“老赵，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信不信命？”
老赵愣了一下，没明白他的意思。
林默涵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老赵。信封很厚，沉甸甸的，封口用火漆封着，上面盖了一个印章——一只展翅的海燕。
“如果我出了事，这个东西，送到台北‘明星咖啡馆’，交给老板娘苏曼卿。”林默涵看着老赵的眼睛，“记住了，只能交给她本人。别人谁都不行。”
老赵接过信封，手在抖。
“沈老板——”
“别叫我沈老板。”林默涵打断他，“我姓林。林默涵。代号海燕。如果有一天你能回大陆，告诉那边的人，海燕没有叛变，海燕只是……没有完成任务。”
老赵的眼眶红了。
他攥着信封，指节发白。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后只挤出两个字：“保重。”
林默涵打开门，走廊里一片漆黑。他听了一下，没有动静。拍了拍老赵的肩膀，没说话。
老赵走出去，脚步声在楼梯上渐渐远去，最后被雨声吞没。
林默涵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
他把那把勃朗宁握在手里，枪管抵着自己的太阳穴，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抚摸他的脸。
他没有扣扳机。
不是怕死。
是不能死。
情报还没传出去，他不能死。
林默涵站起来，走到阁楼的梯子前，爬上去，掀开天花板的暗格。暗格里是一台美国产的SST-1-E型发报机，巴掌大小，是他花了一年时间从黑市上淘来的零件自己组装的。他打开电源，戴上耳机，手指搭在电键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电波从高雄港上空掠过，穿过台湾海峡，飞向大陆的方向。
但他不是在发情报。
他是在发一个信号——三个字母，重复三遍。
SOS。
不是求救。
是预警。
---
同一天清晨，台北，军情局第三处。
魏正宏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文件上贴着张启明的照片。照片里的张启明穿着海军制服，领口系得严严实实，表情僵硬，像是在照相馆里被人按着脑袋拍的。
“开口了吗？”魏正宏问。
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少校，姓周，是审讯组组长。周少校的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表情不太好看。
“还没有。”周少校说，“他一直在哭，说自己是冤枉的，说只是收了点小钱帮忙打听消息，不知道是给共军的。”
“小钱？”魏正宏抬起头，看了周少校一眼，“多少？”
“他说三千块。”
“三千块新台币？”
“对。”
魏正宏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淡到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但周少校的后背已经开始冒汗了。他跟着魏正宏干了三年，知道这个笑容的意思——处长不高兴了，而且不是一般的不高兴。
“一个海军基地的文书，月薪八百块。”魏正宏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他收了三千块，帮人打听消息。你觉得，他打听的是什么样的消息，能值三千块？”
周少校没说话。
“再去审。”魏正宏站起来，走到窗边，“别跟他耗时间了。他那个妈不是在医院吗？告诉他，他要是再不开口，他妈明天就转院。转到哪里去，我说了算。”
周少校犹豫了一下：“处长，这……不合规矩吧？”
魏正宏转过身，看着周少校。
那双眼睛不大，但亮，亮得像是能看穿人的皮肉，直接看到骨头里去。周少校被他看得低下头，不敢对视。
“规矩。”魏正宏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像是在嚼一颗没味道的花生，“少校，你知道什么叫规矩吗？规矩是赢家定的。我们现在不是在打官司，我们是在打仗。打赢了，你说的话就是规矩。打输了——”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周少校敬了个礼，转身出去了。
魏正宏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台北的清晨总是这样，雾气重，能见度低，远处的中山楼在雾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他回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是一叠照片，都是昨天下午拍的。照片上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三十出头，西装革履，在高雄商会的欢迎晚宴上和别人谈笑风生。
沈墨。
墨海贸易行总经理，祖籍福建晋江，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毕业，两年前来台经营蔗糖出口生意。
太完美了。
魏正宏把照片一张一张地摆在桌面上，像是在摆一副扑克牌。每张照片里，沈墨都在笑。对市长笑，对港务处处长笑，对商会会长笑，对端盘子的服务生也笑。
这种笑，魏正宏见过。
十年前，他在南京抓捕过一个中共地下党员，那人被抓的时候也在笑。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一种……看透了生死之后的笑。那种笑容让他失眠了整整一个星期。
他拿起最下面那张照片，翻过来。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是他在高雄的线人写的：“此人曾在码头与一可疑男子交谈，男子身份待查。”
可疑男子。
魏正宏把照片放下，拿起桌上的电话，摇了几圈，对着话筒说：“给我接高雄站。找老侯。”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刺耳的电流声，然后是接线生机械的声音。等了大概两分钟，一个沙哑的男声响起：“喂？”
“老侯，是我。”
“处长。”对面的声音立刻恭敬了起来，“您有什么指示？”
“昨天说的那个事，查得怎么样了？”
“查了。沈墨的贸易行，注册资金两万美金，来源是香港一家离岸公司。我托人查了那家公司的底，是空壳，查不到实际控制人。”
魏正宏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他的背景呢？晋江那边查了吗？”
“查了。晋江确实有沈家，是做茶叶生意的，但那个沈家的少爷不叫沈墨，叫沈砚。而且沈砚五年前就病死了，死在了厦门。”
魏正宏的手指停下了。
“所以这个沈墨，是假的。”
“目前来看……是的。”
魏正宏沉默了几秒，嘴角慢慢弯起来。这一次的笑容，不是刚才那种淡到看不出来的笑，而是一种真真切切的、猎人看到猎物进入射程之后的笑。
“别打草惊蛇。”他说，“盯着他。他见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说过什么话，我都要知道。另外，张启明那边，给他透个风——就说他要是愿意配合，我们可以不追究他的命。”
“明白。”
电话挂了。
魏正宏把照片收进信封，放回抽屉，锁上。然后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味很重，但他喝得津津有味。
“沈墨。”他自言自语，“你到底是谁？”
---
高雄，盐埕区。
陈明月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
她伸手摸了摸旁边的床铺，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有一个人形的凹痕，但已经凉了。她坐起来，披上外套，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走到客厅。
客厅里没人。
台灯还亮着，桌上放着一杯水，水杯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她拿起来，上面是林默涵的字迹，钢笔字，工整但潦草，像是写得很急：
“出门办事，中午回。别等我吃饭。”
陈明月把纸条折好，塞进袖口里。她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外面的雨已经小了，但还没停，巷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对面那栋楼的二楼，窗户开着，一个女人在晾衣服，动作很慢，像是还没睡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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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很正常。
但陈明月知道，不正常的事已经发生了。
因为林默涵从来不写纸条。他出门办事，从来都是当面跟她说，或者根本不告诉她。写纸条，意味着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
她回到卧室，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把勃朗宁。和林默涵那把不一样，这把小一些，是比利时造的FNM1910，七发弹匣，握在手里刚好。她检查了一下保险，关上，把枪塞进床垫下面。
然后她开始梳头。
头发很长，到腰际，乌黑发亮。她每天都要花十分钟梳头，这是她从少女时代就养成的习惯。但今天她梳得很慢，每一梳都像是在数日子。
梳到第五十下的时候，她停了下来。
镜子里，她的眼睛有些红。不是哭的那种红，是一种……说不清的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眼睛里面烧。
她放下梳子，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绣花荷包，荷包里面是一块玉佩。玉佩不大，掌心大小，通体碧绿，上面雕着一朵莲花。这是她娘家的陪嫁，她妈说，这块玉传了四代了，每一代都传给家里的长女。
她把玉佩攥在手里，攥得很紧，指节泛白。
然后她松开，把玉佩放回荷包，塞进枕头底下。
起床，洗脸，刷牙，换衣服。一件灰色的棉布旗袍，外面套一件藏青色的开衫，脚上一双黑布鞋。这身打扮在高雄的街头很普通，普通到没人会多看一眼。
她下楼，走到厨房，生火，煮粥。
粥是白米粥，加了一点红薯，是她老家闽南的做法。粥煮好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雨也停了。她盛了一碗，放在桌上，等林默涵回来。
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
但她会等。
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
---
上午九点，高雄港务局。
林默涵站在港务局大楼的走廊里，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包里装着一叠货物单据。他的脸上挂着笑，那种商场上标准的、不冷不热的笑。
“沈老板。”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身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让人去您那儿取不就行了？”
这是高雄港务局的业务科长，姓王，人送外号“王胖子”。此人贪财，好酒，但办事利索，只要钱到位，什么手续都能给你加急办。
“王科长。”林默涵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过去，“下个月的蔗糖出口配额，还请您多费心。这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王胖子接过信封，捏了捏厚度，脸上的笑容立刻真了几分：“沈老板客气了。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放心，配额的事包在我身上。”
林默涵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沈老板。”王胖子忽然叫住他。
林默涵停下来，回头。
王胖子的表情有些不太对，笑容还在，但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
“怎么了？”
“那个……”王胖子压低声音，“最近有人在打听您。不是普通的打听，是……那种打听。”
林默涵心里一紧，但脸上的表情没变：“什么人？”
“不知道。但我听说，是台北来的。”王胖子凑近了一些，声音更低，“沈老板，您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要真是的话，您跟我说，我虽然在港务局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在高雄这地面上，认识几个说得上话的人。”
林默涵笑了笑，拍了拍王胖子的肩膀：“王科长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就是正常的生意上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改天请您吃饭。”
他转身走了，脚步不快不慢，和平时一模一样。
但他的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摸着那把勃朗宁的握把。
走出港务局大楼的时候，阳光已经出来了，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反着白光。林默涵眯了眯眼睛，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墨镜戴上。
墨镜不是金丝眼镜，但他今天没戴那副眼镜。
他要在人群中消失。
台北，明星咖啡馆。
苏曼卿在擦杯子。
这是她每天上午必做的事——把柜台上那一排玻璃杯一个一个地擦干净，擦到能照出人影来。这间咖啡馆开在台北市衡阳路上，离总统府不远，常有军政要员来这里喝咖啡。她擦杯子的时候，耳朵一直是竖着的，能听到每一个客人说的话。
今天上午客人不多，只有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坐在角落里，在聊什么“反攻大陆”的事，她听了几句就没兴趣了——这种话她听得太多了，耳朵都起了茧子。
门被推开了，风铃叮当响了一声。
苏曼卿抬起头，看到一个瘦长的***在门口。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湿漉漉的，像是淋过雨。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窝深陷，眼睛里全是血丝。
“先生几位？”苏曼卿问。
男人没回答，走到柜台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柜台上。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老板娘。”男人的声音沙哑，像是在沙漠里走了三天三夜没喝水。
苏曼卿看了一眼信封。
信封上没有字，但封口处用火漆封着，火漆上盖了一个印章——一只展翅的海燕。
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但脸上的表情没变。
“我就是老板娘。”她伸手接过信封，“谁让你送的？”
“他说他姓林。”男人说完，转身就走了。
风铃又响了一声，男人的背影消失在门外。
苏曼卿拿着信封，走进后面的库房，关上门。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叠纸，纸上是密密麻麻的字迹，全是手写的。
她一张一张地看。
第一页：“台风计划”海军演习的初步坐标，一共六个点，标注了经纬度。
第二页：左营海军基地的舰艇部署，包括舰型、数量、停泊位置。
第三页：一个名字——张启明，后面括号里写着“已叛变”。
第四页：一句话——“海燕暴露，请求撤离。如无法撤离，此情报即最后传递。”
苏曼卿的手开始发抖。
她把信纸叠好，塞进自己的衣服里，贴着皮肤。纸很凉，凉得她打了个哆嗦。
然后她走出库房，回到柜台后面，继续擦杯子。
手不抖了。
一个穿着美军制服的男人走进来，用生硬的中文说：“咖啡，黑咖啡。”
苏曼卿笑着点头：“马上来。”
她转身去煮咖啡的时候，把那张写着“海燕暴露”的纸从衣服里抽出来，揉成一团，塞进了咖啡渣桶里。
咖啡渣很烫，纸团在里面慢慢变黑，变焦，最后化成一缕青烟。
苏曼卿看着那缕烟，想起了三年前。
三年前，她的丈夫也是这样，在临死之前，让人送来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曼卿，我先走了。咖啡馆交给你了。”
她当时哭了整整一夜。
但今天她没有哭。
因为她知道，哭没有用。在这个岛上，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她把咖啡端给那个美军军官，回到柜台后面，拿起电话，摇了几圈。
“给我接高雄。”她说，声音很平静，“盐埕区，那个号码。”
电话那头传来接线生的声音：“请报号码。”
苏曼卿报了一串数字。
等了很久，电话那头终于有人接了。
“喂？”
是陈明月的声音。
“明月，是我。”苏曼卿的声音压得很低，“他呢？”
对面沉默了两秒。
“他出去了。说中午回来。”
苏曼卿闭上了眼睛。
“他回来之后，你告诉他，信收到了。让他……小心。”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好。”陈明月说，声音有些发颤，但很稳。
电话挂了。
苏曼卿放下话筒，拿起一个咖啡杯，继续擦。
杯子很亮，能照出她的脸。
脸上的表情，和她丈夫牺牲那天一模一样。
高雄，盐埕区。
陈明月放下电话，站在客厅里，一动不动。
窗外，阳光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块一块的光斑。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是无数只小小的萤火虫。
她走到卧室，从床垫下面拿出那把勃朗宁，拉开保险，放在枕头旁边。
然后她坐在床边，开始等。
等林默涵回来。
等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
时钟在墙上走着，滴答滴答，每一秒都像是在敲她的心。
十一点。
十一点半。
十二点。
门锁响了。
陈明月猛地站起来，手摸向枕头下面的枪。
门开了，林默涵站在门口。
他的衣服是干的，头发是干的，脸上还挂着那副墨镜。但陈明月注意到，他的皮鞋上有泥——不是港口的泥，是山上的那种黄泥。
他去了山里。
“回来了？”陈明月松开枪，声音平静得像是每天中午的问候，“粥在锅里，热一下就能吃。”
林默涵关上门，反锁，走到桌边坐下。
“明月。”
“嗯。”
“你收拾一下东西。”林默涵摘下墨镜，放在桌上，“我们今天晚上走。”
陈明月的手顿了一下。
“去哪？”
“台北。”
“去台北做什么？”
林默涵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她没见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疲惫，是一种……决绝。像是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只差最后一步。
“去见一个人。”他说，“然后，回家。”
陈明月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点了点头，转身走进卧室，开始收拾东西。
她没问见谁，也没问怎么回家。
她只需要知道，他说的“回家”，不是回这间公寓。
是回那个真正属于他们的地方。
那个海峡对岸的地方。
林默涵坐在桌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小女孩，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碎花裙子，站在一棵大树下面，笑得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那是他的女儿。
林晓棠。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是他妻子的笔迹：“晓棠问爸爸何时回家。”
林默涵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很快了。”他轻声说，“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窗外，阳光正好。
但谁都知道，这阳光，撑不了多久了。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林默涵的脸上，暖洋洋的，像一只温柔的手。
但他知道，这只手随时可能变成一把刀。
他把女儿的照片收进贴身的口袋里，和那本《唐诗三百首》放在一起。书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圆了，书页泛黄，但每一页他都翻过无数遍。他翻开第一页，上面有一行小字，是他自己写的——“海燕，不畏风暴。”
这是他给自己取的代号，也是他给自己的承诺。
陈明月从卧室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袱。包袱是用蓝印花布包的，打了一个结，看起来不大，但沉甸甸的。她把包袱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几件换洗的衣服、一把梳子、一面小圆镜，还有那把勃朗宁手枪。
“就这些？”林默涵问。
“就这些。”陈明月说，“其他的，带不走，也不想带。”
林默涵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一个要跟着一个被通缉的间谍逃亡的女人。她像是在收拾行李回娘家，而不是在准备一场生死未卜的逃亡。
“明月。”林默涵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你怕不怕？”
陈明月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怕。”她说，声音很轻，但很稳，“但我不后悔。”
林默涵伸出手，想摸她的脸，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陈明月抓住了他的手，按在自己脸上。
“林默涵。”她叫了他的真名，不是“沈墨”，不是“老林”，是“林默涵”。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像是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吐了出来。
“如果这次能回去，”她说，“你能不能……别让我走了？”
林默涵的手指在她脸上轻轻摩挲，指腹能感觉到她颧骨的轮廓，还有眼角那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纹。
“好。”他说。
就一个字。
但陈明月觉得，这一个字，比她说的一整句话都重。
窗外的阳光又亮了一些，照在地板上的光斑从长方形变成了正方形，一寸一寸地往墙根挪。
时间在走。
而他们，也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