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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穹之下·盐海图》
第十四章
孔庆山在费县过了第一个安稳的年。
一九八五年春节是一月二十一号，腊月三十。和平街二十七号的小院里贴上了红对联——上联“三十二年归故里“，下联“一家三代庆团圆“，横批“苦尽甘来“。对联是孔武从镇上供销社买回来的红纸，请街口摆摊写春联的老先生写的。老先生听说这家男人在外头失踪了三十二年刚回来，笔尖顿了一下，蘸了两次墨，写得格外用力，每一笔都像刻进纸里，像把三十二年的分量全压在了那几行字上。
林秀芝在厨房忙了一整天。杀鸡、炖肉、炸丸子、蒸年糕、包饺子——猪肉白菜馅的，霜打过的白菜，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葱姜酱油，不放料酒。她包了整整两大盖帘，摆在北屋的八仙桌上，盖上一块湿笼布，防止面皮干裂。孔庆山坐在火炉旁边，手里握着那三颗黑色的昆仑石，看着他老婆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切菜、烧火、翻锅、调味，动作麻利得像一台永动机，像一台转了三十二年没停过的机器，像一台终于有人看她转了才转得更起劲的机器。
“你歇会儿。“孔庆山说。
“不歇。“林秀芝说，“忙年呢。哪有歇的。“
“我帮你。“
“你帮不了。“林秀芝回头看了他一眼，“你连刀都拿不稳。医院大夫说了，你不能劳累。你就坐着。坐着就是帮我了。“
孔庆山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石头。石头在炉火的光里泛着黑色的光泽，金色的细线像星星一样嵌在表面，像盐壳盆地的夜空，像第八层里那些被封印的人眼睛里的光。他握着石头，石头的温度从手心传进来，像一股暖流顺着血管走遍全身，像扎西顿珠的爷爷说的那种“镇魂“的感觉——魂回来了，人就踏实了，人就坐得住了，人就不飘了。
孔武在院子里劈柴。枣树底下放着一个木墩子，一把斧头，一堆从镇上买的干树枝。斧头落下的时候发出“咔嚓“一声，树枝断成两截，木屑飞溅，落在枣树的根部，像给老树施了肥，像给三十二年的等待加了一层土，像给这个院子添了一把火。他劈得很慢，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想听那个声音——“咔嚓、咔嚓、咔嚓“，一下一下的，像心跳，像钟摆，像三十二年里每一天的时间走过来的声音，终于走到了今天，走到了春节，走到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这一天。
傍晚的时候，邻居们开始上门了。
先是隔壁的王婶。王婶拎着一篮子自家蒸的花馍，馍上点着红点，像一朵朵小红花，好看得很。她站在院子里，看着孔庆山，看了半天，眼圈红了。
“庆山？“她说，“真是你？“
“是我。“孔庆山说。
“我听秀芝说了。说你回来了。我还不信。三十二年了，谁信啊。“王婶把手里的篮子放在八仙桌上，“这是花馍。给你尝尝。我蒸了一上午。你小时候爱吃。“
“谢谢。“孔庆山说。
“谢什么。“王婶抹了一下眼睛，“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秀芝不容易啊。三十二年，一个人，拉扯武子长大，伺候公婆，种地、做工、缝缝补补，一个人撑了三十二年。你欠她的。“
“我欠她的。“孔庆山说，“欠三十二年。还一辈子也还不清。“
“那就别还了。“王婶说，“好好过日子就行。好好陪着她。别再走了。“
“不走了。“孔庆山说，“死也不走了。“
王婶走了之后，又来了几个邻居——对门的李叔、后院的张大爷、以前科考队老赵的媳妇刘阿姨。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东西——一包糖、一袋花生、一瓶酒、一包茶叶。每个人来了都先看着孔庆山，看半天，然后说一句“回来就好“，然后林秀芝端茶倒水，然后坐一会儿，然后走。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的，每个人的嘴角都是翘着的，每个人的背影都是轻快的，像三十二年的一个谜底终于揭开了，像和平街二十七号的一个传说终于落地了，像整个老街都松了一口气。
天黑了。费县的夜空在腊月三十是黑的，但地上全是亮的——每家每户的灯都亮着，每扇窗户都透出黄色的光，每条街上都有孩子举着灯笼跑来跑去，每盏灯笼里都有一根蜡烛在烧，像一颗颗小小的星星落在了人间，落在了和平街上，落在了二十七号的院子里。
孔武在院子里挂了两盏红灯笼。灯笼是林秀芝前几天买的，纸糊的，上面画着金龙，龙鳞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像盐晶门框上的金色细线，像昆仑石里的金色纹路，像三千年前的象雄祭司在封印上刻下的符文。孔武踩着凳子把灯笼挂在枣树的两根树枝上，左边一盏，右边一盏，风一吹，灯笼摇来摇去，光也摇来摇去，把枣树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只巨大的手在挥舞，像在说“过年了“，像在说“回来了“，像在说“三十二年了“。
年夜饭摆在北屋的正房里。八仙桌上摆得满满的——炖鸡、红烧肉、炸丸子、蒸年糕、炒白菜、拌凉菜、一锅猪肉白菜馅饺子，还有一瓶白酒——孔武从镇上供销社买的“孔府家酒“，瓶身上贴着红色的标签，写着“孔府家酒，叫人想家“。
四个人围桌坐着。孔庆山和林秀芝并排坐在靠墙的那边，孔武坐在对面，还有一个空位——是给孔武的爷爷留的。老爷子去年走的，八十九岁，走的时候念叨着“庆山还没回来“，林秀芝说“他快回来了“，老爷子说“我等不到了“，然后闭了眼，走得很安详，像一盏油灯熬干了最后一滴油，灭了，但光还在，光在这个屋子里，光在这张桌子上，光在那个空位上，光在三十二年后的这顿年夜饭上。
孔武给孔庆山倒了一杯酒。白酒在杯子里晃着，透明的液体在灯光下像水一样，但味道是冲的，像喀拉昆仑的风，像盐壳盆地的盐晶，像三十二年没喝过的味道。
“你不能喝多。“孔武说，“大夫说了，你肝不好，只能抿一口。“
“抿一口。“孔庆山说。
他端起杯子，手在抖，酒在杯子里晃出了一点，洒在桌面上，像一滴眼泪落在了红纸上。他没擦，只是把杯子举到嘴边，抿了一口。酒从舌尖烧到喉咙，从喉咙烧到胃里，像一把火从嘴里一直烧到肚子里，烧得他浑身发热，烧得他眼圈发红，烧得他三十二年的冰全化了，化成了这口酒，化成了这顿饭，化成了这张桌子，化成了这个家。
“好酒。“他说。
“孔府家酒。“孔武说，“叫人想家。“
孔庆山又抿了一口。然后他把杯子放下，转过头看着林秀芝。
“三十二年。“他说，“你一个人。不容易。“
林秀芝正在夹一块红烧肉，筷子停在半空中，像被这三个字定住了。她看着孔庆山，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眼角的疤，看着他深陷的眼窝，看着他瘦得脱了形的脸，看着他三十二年的重量全压在这三个字上——“不容易“。
“不难。“她说。
“难。“孔庆山说。
“不难。“林秀芝说，“你在外面才难。我在家，有武子，有公婆，有邻居，有活干，有饭吃，有觉睡。你在外面——“她的声音哽了一下，“你在盐壳城里，三十二年，不见天日，不见太阳，不见活人，不见——“
她说不下去了。筷子放下了，红烧肉掉在碗里，溅出了一点汤汁，落在她的蓝布褂子上，像一滴红色的眼泪。她低下头，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擦得很用力，像在擦三十二年的灰尘，像在擦三十二年的眼泪，像在擦三十二年的“你终于回来了“。
孔庆山伸出手，握住她的手。那只手还是粗糙的，还是长满了茧的，还是五十多岁的女人的手，但此刻是暖的，是热的，是活的，是他的，是三十二年后终于又握在手里的。
“我回来了。“他说。
“嗯。“林秀芝说，“我知道。“
年夜饭吃了两个小时。饺子是最后上的——林秀芝把锅端到桌上，直接把饺子连汤一起盛进每个人的碗里，热气腾腾的，白雾在灯光下像一条条小龙在飞舞，像费县的太阳，像山东的太阳，像三十二年没见过的太阳。孔庆山吃了三碗。不是五碗——大夫说不能多吃，三碗刚好，三碗是他的极限，三碗是他三十二年后的第一顿饱饭，三碗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饺子，没有之一，没有之二，没有之三，只有这顿，只有这碗，只有这筷头夹起来的每一个饺子，每一个都包着霜打过的白菜的甜，包着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的香，包着不放料酒的馅的紧实，包着三十二年的等待，包着三十二年的眼泪，包着三十二年的“你终于回来了“。
孔武吃了两碗。他吃得慢，不是因为饺子不好吃，而是因为想让这顿饭长一点，想让这个夜晚长一点，想让这张桌子上的四个人——三个活的，一个不在但还在的——多坐一会儿，多说一会儿，多暖和一会儿。他看着他爸和他妈，看着他们两个坐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手牵着手，像两棵种在同一块地里的树，根缠在一起，枝连在一起，叶叠在一起，三十二年没见面但根从来没断过，从来没断过，从来没断过。
窗外开始放鞭炮了。先是零星的几声——“啪、啪、啪“，像几颗子弹在夜空里炸开，像老山前线远处的炮声，但这次不是炮声，是鞭炮声，是过年的声音，是活人的声音，是和平街二十七号三十二年来第一次在除夕夜放鞭炮的声音。然后鞭炮声密集起来，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从每条街涌过来，从每个院子涌过来，从每个窗户涌过来，像一场声音的雨，像一场火药的雪，像一九八五年春节在费县的天空里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的、热闹的、活着的花。
孔武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夜空是黑的，但被鞭炮的火光照亮了，一闪一闪的，像盐壳盆地的盐晶在发光，像冰晶祭坛上的时空之锚在发光，像央金变成金色时的那种光。他抬头看着天空，看着那些炸开的烟花——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紫色的，一朵一朵地在天上开着，像一朵朵巨大的花在夜幕上绽放，像三千年前的象雄祭司在天上画的符文，像沈棠在布达拉宫里修复的那些壁画上的飞天，像扎西顿珠在喀拉昆仑的星空下给他指过的那些星座。
他的手伸进贴身的口袋里，摸到了那封信。牛皮纸的信封，沈棠的字——“孔武收“。他没有拆开。但他用手指沿着信封的边缘摸了一遍，像在摸一块橘红色的盐晶，像在摸一个灭了光的石头，像在摸一个六十年后的约定，像在摸一个在拉萨的长途汽车站里朝他挥手的女人。
“六十年后。“他轻声说，对着夜空，对着烟花，对着费县的星星，对着喀拉昆仑的方向，“我回来。“
春节过后，孔庆山的身体开始出问题了。
不是突然的恶化，而是一种缓慢的、像潮水一样一浪一浪地退、一浪一浪地涨的节奏——好几天，坏几天，好几天，坏几天。好的时候他能走到院子里晒太阳，能坐在枣树下看报纸，能帮林秀芝择菜，能跟王婶聊半小时的天，能喝一碗粥吃两个馒头。坏的时候他起不了床，浑身没劲，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住，脸色灰白得像一张纸，嘴唇紫得像茄子，林秀芝吓得连夜叫孔武去镇上找大夫，大夫来了量血压、听心肺、摸脉搏，然后说“正常，就这样，回去躺着，别动，吃药“，然后走了，留下一堆瓶瓶罐罐的药——保肝的、强心的、补钾的、利尿的、止喘的，五颜六色的药片装在透明的药盒里，一天三次，一次一把，像一把彩虹色的石子，每一颗都管一样东西，但没有一颗能治好他。
三月底的一天，孔庆山又犯病了。
那天早上天气很好，费县的春天来得晚，但三月底已经能感觉到暖意了——院子里的枣树发了新芽，嫩绿色的，像一颗颗小小的翡翠珠子挂在枝头上，在晨光里闪闪发光。孔庆山起了床，自己走到院子里，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枣树下，晒太阳。林秀芝在厨房做饭，孔武在镇上供销社买东西，院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和一棵发了芽的枣树，和一把黑色的昆仑石，和一九八五年春天的阳光。
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像一只手在抚摸他的皮肤，像三十二年来第一次有人这么温柔地摸他的脸。他闭上眼睛，让阳光照着，让春风吹着，让枣树的新芽在他头顶上摇着，让这个院子里的所有声音——鸡叫、狗吠、邻居的说话声、远处学校的铃声——全部涌进他的耳朵里，像一首交响乐，像一首活着的歌，像一首三十二年来他每天都在梦里听但从来没听清过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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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胸口突然疼了。
不是那种尖锐的疼，不是刀扎的疼，而是一种闷疼，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像一只手从里面攥住了他的心脏，攥得很紧，紧得他喘不上气，紧得他眼前发黑，紧得他手里的昆仑石掉在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像一颗石头落在了三十二年的尽头，落在了一九八五年春天的院子里，落在了一棵发了芽的枣树下。
他张嘴想喊，但喊不出来。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像被盐晶堵住了，像被第八层里的记忆堵住了，像被三十二年的重量堵住了。他想站起来，但腿软了，椅子翻了，他摔倒在枣树底下，后背撞在树干上，撞得枣树抖了一下，几片新芽落下来，落在他的脸上，像几片小小的绿色的手在摸他，像几片小小的绿色的手在说“别睡“，像几片小小的绿色的手在说“撑住“。
林秀芝从厨房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地上躺了半分钟了。她看到他躺在枣树下，脸色紫得吓人，嘴唇抖着，手抓着胸口的衣服，像在抓着一个快要跑掉的东西，像在抓着一颗快要停掉的心脏，像在抓着三十二年的最后一点时间。
“庆山！“
她扑过去，跪在地上，用手托着他的头，让他的头枕在她的腿上，然后一只手掐他人中，一只手拍他的脸，拍得很用力，像在拍一个快要睡过去的孩子，像在拍一个三十二年前走出这扇门的男人，像在拍一个她绝对不能再失去的人。
“庆山！醒醒！看着我！看着我！“
孔庆山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他看着林秀芝的脸——那张五十多岁的、满是皱纹的、此刻全是眼泪的脸，那张三十二年来每天都在他梦里出现的脸，那张此刻在他面前哭得像个孩子的脸。他想说话，但说不出来，喉咙里只有一种“嗬嗬“的声音，像风穿过盐壳盆地的裂缝，像白鳞王在风蚀湖底翻身的声响，像三十二年里每一次他想喊他老婆的名字但喊不出来时的那种声音。
“武子！“林秀芝朝屋里喊，“武子！快来！你爸不行了！“
孔武从镇上赶回来的时候，孔庆山已经被抬进了屋里，放在了床上。他脸色还是紫的，但比刚才好了一点，呼吸还是急促，但比刚才慢了一点，眼睛还是半睁着的，但比刚才亮了一点。孔武冲到床边，抓住他爸的手——那只瘦骨嶙峋的、长满了茧的、三十二年来第一次被阳光晒到的手，此刻是凉的，是冰的，是像盐壳城里的盐晶一样凉的。
“爸！“他说，声音在抖，“爸！看着我！“
孔庆山的眼睛转向他。眼珠转得很慢，像生锈的齿轮在转动，像第八层里那些盐雕的眼睛在转动，像三千年前的象雄祭司在封印里转过脸来看他。他看着孔武，看着他儿子，看着那个在老山前线活下来的男人，看着那个在喀拉昆仑找到他的男人，看着那个此刻握着他的手在发抖的男人。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
“盐——“他说，声音像蚊子叫，像风穿过裂缝，像三十二年的最后一口气，“盐壳城——“
“别说话。“孔武说，“别说话。大夫马上来。你别说话。“
“盐壳城——“孔庆山又说，这次声音大了一点，像在跟什么东西抢时间，像在跟死神抢一句话，像在跟三十二年抢一个交代，“不是墓——是牢——“
“我知道。“孔武说，“我知道。你说过。是时间的牢狱。我都知道。“
“六十年——“孔庆山的眼睛亮了一下，像一盏快要灭的灯突然被拧亮了一档，像盐晶门框上的金色细线突然反光了一次，像冰晶祭坛上的时空之锚在最后一秒闪了一下，“你——去——“
“我去。“孔武说，“我答应了。我去。我六十年后去。我八十七岁也去。我爬也爬去。“
孔庆山的嘴角动了一下。像笑，又像哭，像三十二年的最后一个表情，像三十二年里他朝西伸手时的那种表情，像他在第八层里看到孔武走进来时的那种表情，像他走出盐壳城时回头看了一眼时的那种表情。
“好——“他说。
然后他的眼睛闭上了。手在孔武的手心里松了一下，像一根拉了三十二年的弦终于断了，像一座被封了三十二年的城终于塌了，像一颗在黑暗里亮了三十二年的灯终于灭了。
但只灭了一秒。
一秒钟之后，他的手又紧了。紧了一下，像在说“我没走“，紧了一下，像在说“我还在“，紧了一下，像在说“我回来了“——然后他的呼吸慢了下来，慢了下来，慢了下来，从急促变成了平稳，从平稳变成了均匀，从均匀变成了一种像睡着了一样的节奏，像三十二年来他第一次在第八层里睡着时的那种节奏，像三十二年来他第一次在叶城的病床上睡着时的那种节奏，像三十二年来他第一次在和平街二十七号的床上睡着时的那种节奏。
林秀芝的手还在掐着他的人中。她的眼泪滴在他的脸上，一滴一滴的，像雨打在盐壳上，像雪落在喀拉昆仑上，像三十二年的等待终于等到了又差点失去时的那种雨，那种雪，那种眼泪。
“他——“她说，声音卡在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像被三十二年的重量堵住了，“他怎么了——“
“睡着了。“孔武说，声音也在抖，但手还握着他爸的手，握得很紧，紧得像要把那三十二年的重量全部握在自己的手心里，紧得像要把那座盐壳城全部握碎在掌心里，“他睡着了。没事。他只是睡着了。“
大夫来了。量了血压，听了心肺，摸了脉搏，翻了翻眼皮，然后直起腰，把听诊器从脖子上摘下来，挂在脖子上，像挂了一条围巾，像挂了一条三十二年的围巾，像挂了一条从喀拉昆仑到山东的围巾。
“没事。“大夫说，“心衰发作。药吃上，躺两天就好。不是最后一次。还有下次。还有下下次。但每次都要注意。不能累，不能激动，不能——“
“不能活太久。“孔庆山突然说。
大夫愣了一下。林秀芝愣了一下。孔武愣了一下。
孔庆山睁开眼睛，看着大夫，嘴角翘着，像在笑，又像在开玩笑，又像在说一个三十二年的真话。
“你刚才说的那些'不能'，加起来就是'不能活太久'。“他说，声音哑得像砂纸，但底气比刚才足了一点，像一盏灭了一秒的灯又亮回来了，像一颗在黑暗里亮了三十二年的灯又亮了一档，“我三十二年没活了。现在回来活了三个月。够了。够了就活。不够就——“
他停了一下，转过头看着林秀芝。林秀芝的脸上全是眼泪，但嘴角也在翘着，像在笑，又像在哭，又像在说“你敢死试试“。
“就多活一天是一天。“孔庆山说，“今天活了，就是赚了。明天活了，就是又赚了。后天活了，就是三赚了。三十二年没活的，现在一天一天地赚回来。赚到哪天赚不动了，就——“
他没说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要说什么。所有人都知道三十二年后的每一天都是赚的，都是偷的，都是盐壳城给的，都是央金给的，都是冰晶祭坛上的那个选择给的——他选择了回来，代价是时间不多了，但他不后悔，他从来没后悔过，他宁愿在和平街二十七号活三个月，也不愿在第八层里再待三十二年，宁愿在枣树下睡三个月，也不愿在盐壳城里站三十二年，宁愿在他老婆的腿上晕倒一次，也不愿在三千年前的象雄祭司面前再跪一次。
大夫走了之后，林秀芝坐在床边，握着孔庆山的手，像握着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像握着一颗三十二年后终于回到掌心的珍珠，像握着一只从盐壳城里飞出来的鸟，飞了三十二年，终于落在了她的手心里。
“你吓死我了。“她说。
“我吓死我自己了。“孔庆山说。
“你不能再吓我了。“
“不吓了。“孔庆山说，“下次吓你之前先说一声。让你有个准备。“
林秀芝笑了。眼泪还在脸上挂着，但嘴角的笑是真实的，是从心里挤出来的，是从三十二年的等待里挤出来的，是从一九八五年春天的枣树下挤出来的，是从那颗在黑暗里亮了三十二年的灯里挤出来的。
“你保证。“她说。
“我保证。“孔庆山说，“我保证不吓你。我保证活着。我保证——“
他伸出手，用另一只没被握着的手，摸了摸林秀芝的脸。手指在她的脸颊上擦过，擦掉了眼泪，擦掉了三十二年的灰尘，擦掉了三十二年的等待，擦掉了三十二年的“你终于回来了“。
“我保证陪你吃饺子。“他说，“明年春节。后年春节。大后年春节。每年春节都吃。每年都吃五碗。吃到我吃不动为止。“
林秀芝的嘴唇又抖了。她低下头，把脸埋在孔庆山的手掌里，像一只猫在蹭主人的手，像一只三十二年来第一次找到主人的猫，像一只终于可以安心睡觉的猫。
“好。“她说，声音闷在手心里，“每年都吃。每年都包。包到你吃不动为止。“
孔武站在窗边，看着院子里的枣树。
枣树的新芽又多了一些，嫩绿色的，像一颗颗小小的翡翠珠子，在四月的阳光里闪闪发光。枣树下还放着那把翻倒的椅子，椅子旁边躺着那三颗黑色的昆仑石——孔庆山摔倒的时候石头掉在了地上，林秀芝后来捡起来放在了椅子边上，像三个小小的黑色心脏，在春天的阳光里静静地躺着，静静地跳着，静静地守着。
孔武的手伸进贴身的口袋里，摸到了那封信。沈棠的信。他没有拆开。但他知道信里写了什么——写了盐壳城的事，写了冰晶祭坛的事，写了央金的事，写了六十年后的事，写了如果沈棠不在了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写了如果沈棠在的时候她要跟他说什么，写了那块橘红色的盐晶回到祭坛上之后会怎么样，写了三千年前的象雄祭司留下的最后一个谜题，写了那些被封印在盐中的人三千年后的命运，写了那些在虚数空间里“活着“的人三千年后的选择。
他没有拆开。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六十年后才是时候。因为八十七岁的他才是拆信的人。因为现在的他才二十七岁，还有六十年要活，还有六十年要等，还有六十年要准备——准备身体，准备精神，准备那块橘红色的盐晶，准备那条从山东到喀拉昆仑的路，准备那个在拉萨的长途汽车站里朝他挥手的女人，准备那个在冰晶祭坛上等他的藏族老阿妈，准备那个在三千年前的封印里等他的父亲——不，他父亲不在封印里了，他父亲回来了，他父亲在和平街二十七号的床上躺着，在枣树下坐着，在年夜饭的桌子上吃饺子，在春天的阳光里睡觉，在四月的风里呼吸。
但盐壳城里还有人等着。还有三千年的盐雕等着。还有央金等着。还有六十年后的那个约定等着。
孔武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他走到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木盒子——一个小木盒，核桃木的，上面刻着一朵莲花，是林秀芝从镇上买的，本来是装针线的，现在空着。他把信放进去，把盒子放在柜子的最上层，放在毛**像的旁边，放在胖娃娃抱鲤鱼的上方，放在那个一九八五年春天的阳光能照到的地方，放在那个六十年后他还能找到的地方。
然后他走到院子里，弯腰捡起那三颗黑色的昆仑石。石头在他的手心里暖暖的，像三个小小的太阳，像三个小小的心脏，像三个三千年前的守门人在他的掌心里安静地坐着，守着一条从喀拉昆仑到山东的路，守着一个三十二年后的重逢，守着一个六十年后的约定，守着一个一九八五年春天的下午，守着一棵发了芽的枣树，守着一间和平街二十七号的北屋，守着一张八仙桌，守着一碗猪肉白菜馅的饺子，守着两个老人握在一起的手，守着一个儿子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切时的那颗心。
他把石头握紧了。
“六十年后。“他轻声说，对着枣树，对着阳光，对着费县的天空，对着喀拉昆仑的方向，对着拉萨的方向，对着布达拉宫的方向，对着冰晶祭坛的方向，“我回来。我们回来。“
风从枣树的枝头吹过，新芽摇了摇，像在点头，像在说“好“，像在说“我等你“，像在说“我们都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