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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期待国营商铺稳定物价的百姓(第1/2页)
正德元年的秋天，对大明天下最底层的黔首百姓来说，过得比往年要慢一些。
慢的不是日头，日头还是那个日头，卯时升起，酉时落下，不紧不慢地走过一天十二个时辰。
慢的是日子本身，是那种悬在半空中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等待。
从八月大朝会之后，朝廷的消息就像秋天的风一样，从京师出发，沿着驿道、沿着运河、沿着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的扁担，一层一层地漫向天下每一个角落。
最先收到消息的，是那些靠着运河过活的人。
苏州城外，运河边上的望亭镇。
这个镇子不大，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街两旁开着七八家铺子，卖杂货的、卖布的、卖盐的、卖粮的，外加一家茶馆和一家小酒馆。
镇上住着百来户人家，大多是靠着运河吃饭的——有的在码头上扛包，有的在船上摇橹，有的在岸边支个小摊卖些吃食给过往的船工。
他们的消息比别处快一些，因为运河上有南来北往的船，船上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消息，每停靠一个码头，就把消息卸下来一些，再装上一些新的，继续往下游走。
九月初七那天傍晚，一条从扬州方向来的货船靠在望亭镇的码头上。
船上运的是盐，白花花的淮盐，装了几十麻袋，压在船舱里，把船身压得很低。
船老大姓周，五十来岁，在运河上跑了三十多年的船，人黑得像一块被水泡了又晒干的老木头。
他跳上岸的时候，腿脚有些发僵，在码头边蹲了一会儿，等那股酸麻劲儿过去了，才站起身，往镇上那家茶馆走去。
茶馆的老板姓李，镇上的人都叫他李老七。
他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看到是周船老大，咧嘴笑了一下：“周老大，这一趟走了多久？“
“十一天，扬州过来的，中间在镇江靠了两天，卸了一批货。“
周老大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把一只粗陶碗推到桌面上，“老规矩，一壶粗茶，一碟花生米。“
李老七提起铜壶给他倒了一碗茶，又转身从柜台上端了一碟花生米过来。
他正要走，周老大叫住了他：“老七，你这几天没听说什么消息？“
李老七转过身来，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什么消息？“
“朝廷的事。“周老大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是苦的，但喝下去之后嗓子舒服了不少。
他放下碗，压低声音说，“我在扬州听说的——朝廷要开一种铺子，叫‘国营店铺‘，专卖百姓用的东西，米面粮油盐铁布，全都有。“
李老七愣了一下：“国营店铺？什么意思？是官府开的铺子？“
“对，官府开的，但不是那种以前收税的铺子，是卖东西的铺子。“
周老大剥了一颗花生米扔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听说是陛下定的规矩——以后这些铺子卖的东西，由国家统一订价，不许私自涨价。谁敢涨，谁就倒霉。“
李老七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不让涨价？那商家还赚什么？“
“你听我说完。“周老大压低了声音，几乎是用气音在说，“朝廷的规矩是——铺子里的人要是敢私自涨价，被人告发了，查实之后，夷三族。“
李老七手里的茶壶差点没端稳，他把茶壶放在桌上，愣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问了一句：“夷三族？你是说……全家都要被杀？“
“不光是全家。“周老大摇了摇头，声音更低了，“还有他上一级的官员，抄家灭族；上两级官员，罢官免职；上三级官员，降职罚俸。“
“你想想，哪个掌柜敢涨价？哪个官员敢让手底下的铺子涨价？一旦出了事，全家老小都得跟着陪葬。“
茶馆里原本还有其他几个客人，有的在喝茶，有的在嗑瓜子，有的靠在墙边打盹。
此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目光落在周老大身上，像是在等他说完，又像是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窗外的河风吹进来，把柜台上的油灯吹得晃了几晃，投在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摇摆起来。
李老七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喉咙里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你是说……以后米面粮油这些东西，价钱都是固定的，不会再涨了？“
“听说是这样，朝廷统一订价，定下来之后就不许变了。“
周老大顿了顿，像是在回忆自己在扬州听到的那些话，“我听一个在扬州盐号里做事的同乡说的。“
“他说陛下在朝会上亲口说的，‘米面粮油盐铁布等物资，乃黔首百姓日常生活所需，价格上涨一分一毫，都会引起天下万民动荡，社稷不安。‘这是陛下说的原话。“
“社稷不安“这四个字，对茶馆里的几个普通百姓来说，分量可能不如“夷三族“那么直接，但那股子沉甸甸的意味，像是压在他们心口上的一块石头。
他们听不太懂什么社稷不社稷的，但他们听得懂“价格上涨一分一毫“——那是在说他们每天都要买的东西，以后不会再涨了。
一个坐在角落里的汉子站了起来，他穿着短打，袖子挽到肘部，胳膊上有一道旧疤，一看就是在码头上搬货的脚夫。
他走到周老大面前，声音有些发紧：“周老大，你说的这些……是真的吗？朝廷真的会管盐价？“
周老大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我在扬州听说的，应该假不了。而且不止盐，米面粮油铁布，全都管。“
那个脚夫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他端起自己那碗已经凉透了的茶，一口气喝完了，然后放下碗，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那口气吐得很慢，像是在把什么东西从肺里一点一点地挤出去。
消息就是这样一层一层传开的。
周老大在望亭镇停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继续往南走。
他走后，茶馆里那些客人把听到的消息带回了各自的村子、各自的巷子、各自的家里。
然后那些人又把消息传给更多的人，像是往水里丢了一块石头，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越荡越远。
五天之后，离望亭镇三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消息也到了。
这个村子叫柳树湾，因为村口有一排老柳树而得名。
村里住着四五十户人家，大多姓赵，据说祖上是同一个太公传下来的。
村里没有铺子，买盐买布要走上大半个时辰到镇上去。
农忙时男人在地里干活，女人在家做饭带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也不算太差——至少能吃饱。
赵大柱是柳树湾的里正，五十出头，识得几个字，能看邸报，村里有什么事都先到他这里。
九月十二那天，他从镇上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一样。
他媳妇正在院子里喂鸡，看到他进门，抬头问了一句：“今天回来得早？镇上出什么事了？“
赵大柱没有立刻回答，在门槛上坐下，脱了鞋倒出里面的土，然后才开口说了一句：“朝廷出了新规矩。“
他媳妇的手停了一下：“什么规矩？“
“要开一种铺子，卖米面粮油盐铁布，国家订价，不许涨价。谁敢涨，谁就要被砍头。“赵大柱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安静的院子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他媳妇手里的鸡食盆掉在了地上，碎成两半，米糠撒了一地。
她没有去捡，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男人，像是要确认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砍头？涨个价就要砍头？“
“不只是砍头。“
赵大柱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像是怕被墙外的什么人听见一样，“铺子里的人要是私自涨价，被人告发了，夷三族。就是说，全家老小都要被杀。还有他上面的官员，也要跟着倒霉。“
院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只有那几只鸡还在低头啄着地上的米糠，偶尔发出一两声满足的咕咕声。
风从院墙外吹进来，带着秋天特有的干爽和凉意，吹在两个人的脸上，像是要把他们脸上的那层震惊也一并吹走似的。
过了一会儿，他媳妇开口了，声音有些发颤，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用力往外挤：“那以后米和盐的价钱……不会再涨了？“
赵大柱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不是不会再涨，是不许涨。订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谁也不敢加。“
“陛下说了——这是百姓日常要用的东西，涨价一分一毫都会闹出大乱子。所以朝廷要把价钱管住。“
他媳妇蹲下身，把碎成两半的鸡食盆捡起来，放在墙根下，然后又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她没有再说话，但她心里在算一笔账——家里五口人，一个月要买多少米，多少盐，多少粗布。
如果那些东西的价钱真的不再涨了，那一年下来，能省下多少铜板？
她不敢往深里算，怕算完之后发现是白高兴一场。
但消息还在继续传。
到了九月下旬的时候，国营店铺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安庆府治下的一个小村庄，村外就是大片的稻田，稻穗已经泛黄了。
往年这时候，村里人最担心的不是收成，而是收成之后粮价会不会被压得太低，买了粮食之后又会不会被奸商抬高价卖给他们。
他们种了一辈子的地，种出来的粮食自己吃不完，要卖一些换钱，但卖的时候被压价，买的时候被抬价，一进一出，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落不下几个铜板。
九月底的一天傍晚，村里几个汉子收工回来，蹲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面歇脚。
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姓刘，村里人都叫他刘老四，年轻时在外面跑过几年，比村里其他人见识多一些。
他一边卷着旱烟，一边把自己从镇上听来的消息说给其他人听。
“我听镇上的王先生说，朝廷要开一种铺子，专门卖粮食、盐、布这些东西。价钱都是朝廷定的，不许涨。要是哪个铺子敢涨，掌柜的要被夷三族。“
蹲在旁边的一个年轻汉子，叫二牛，听到“夷三族“三个字的时候，手里的烟杆差点掉在地上：“夷三族？杀全家？就为了涨个价？“
“对，杀全家。“刘老四把卷好的烟叼在嘴里，摸出火石打了几下，点燃了，吸了一口，缓缓吐出一口烟雾，“不光是掌柜的要杀，他上面的官也要跟着倒霉。所以你说，谁还敢涨？“
二牛愣了一下，像是在消化那番话，然后他忽然咧开嘴笑了，那笑容来得很快，像是心里某根一直绷着的弦忽然松了：“那以后买粮食就不用怕被奸商抬价了？“
“应该不用了。“刘老四又吸了一口烟，“朝廷说了，民间商贾卖的东西，价钱不能超过国营店铺的价钱。超过了，被举报查实了，也要抄家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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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那些粮商还敢卖高价吗？谁敢拿全家老小的命去赌？“
二牛没有再说话，他蹲在那里，手里的烟杆没有点，就那么攥着，像是攥着一件很重要又不知道该怎么用的东西。
他想起去年冬天的事情，那时候大雪封了路，镇上的粮铺把米价从每斗六十文涨到了一百二十文，翻了一倍。
他家里那几张嘴等着吃饭，他咬着牙去买了两斗，花了两百四十文，回来的路上手都在抖。
他媳妇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了，她没说话，只是把米倒进缸里的时候，动作比平时轻了很多，像是在对待什么珍贵的东西。
从那以后，他每次去买粮都要在铺子门口站一会儿，先看看今天挂出来的价钱，然后再决定买多少。
如果贵了，就少买一些；如果实在买不起，就去村东头的二叔家借一点，等来年收了粮食再还。
他不知道朝廷这个“国营店铺“什么时候能开到他这个村子附近，但他知道一件事——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铺子，以后买米就不用再站在铺子门口犹豫了。
消息继续往南传，十月初的时候，浙江严州府的一个山村也收到了消息。
这个村子在山沟里，进出只有一条窄窄的山路，平日里几乎与世隔绝。
村里人买盐买布要走上大半天的山路到镇上去，来回就是一整天。
村子里没有茶馆，没有铺子，唯一能算得上“消息集散地“的地方，是村口那间小小的土地庙。
土地庙里供着一尊泥塑的土地公，香火不算旺，但逢年过节总有人来上几炷香。
十月初三那天傍晚，村里一个姓郑的年轻人从镇上回来，带回来一份抄录的告示。
告示是从镇上的县衙门口抄回来的，抄得很潦草，有些字还缺了笔画，但大意还在。
他把告示拿给村里几个识字的人看，那些人看了半天，你一句我一句地把内容拼凑出来：“朝廷要开铺子，叫国营店铺，卖米、面、粮、油、盐、铁、布……价钱由国家定，不许涨……“
旁边几个不识字的人听着，有人忍不住插了一嘴：“那以后盐价不会再涨了？“
那个姓郑的年轻人点了点头：“告示上是这么写的，而且不光是国营铺子不许涨，民间的铺子也不能比国营铺子卖得贵。谁要是卖贵了，被举报查实了，抄家灭族。“
村里人面面相觑，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像是在听一个很远的地方发生的故事。
他们这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朝廷的铺子能开到他们这里来吗？他们不知道。
但他们记住了“不许涨价“这四个字，因为这四个字对他们来说，比什么大道理都管用。
十月中旬，杭州城外，一个紧挨着钱塘江的小集市。
这个集市不大，每逢三、八开市，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挑着自家种的东西来卖，换些油盐布匹回去。
十月初八正好是开市的日子，天还没亮，集上就已经有了人。卖菜的、卖柴的、卖鸡蛋的、卖布头的，各占一块地方，把那条泥土路挤得满满当当。
路边有一家卖米糕的小摊，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姓张，集市上的人都叫她张婶。
她在这里摆了二十多年的摊，靠着卖米糕供大了两个孩子，如今儿子在杭州城里一家铺子里做伙计，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蒸米糕，用一辆独轮车推到集市上来卖，一块米糕卖两文钱，一天下来能赚个二三十文，勉强够过日子。
这天早上，她的生意比平时好一些，可能是因为天凉了，赶集的人想吃口热的。
她正在给一个客人包米糕的时候，听到旁边几个人在议论什么。
她的耳朵不自觉地竖了起来，一边包米糕一边听——她听到“国营店铺“、“不许涨价“、“夷三族“、“抄家灭族“这些话。
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手也跟着抖了一下，米糕差点掉在地上。
她把米糕包好递给客人，收了钱，然后走到旁边那几个正在说话的人旁边，声音有些发紧地问了一句：“你们刚才说……朝廷要开铺子，卖米面粮油，价钱不许涨？“
一个中年汉子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对，告示上写的，国营店铺，朝廷统一定价，不许私自涨价。谁涨谁倒霉。“
“那……那是真的吗？“张婶又问了一句，声音比刚才更轻了，像是在问一件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情。
“告示都贴出来了，还能有假？“中年汉子说，“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到咱们这边来，听说是先从府城开始，慢慢往下铺。但既然朝廷定了规矩，迟早会来的。“
张婶没有再问，她走回自己的摊子后面，站在那里，看着集市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今天的日头比平时亮了一些。
她想起去年冬天，杭州城里的粮价涨了好几回，她去买米的时候，看着那挂出来的价格牌，心里一阵阵地发紧。
她卖一天米糕能赚二三十文，但买一斗米就要花掉她好几天的收入。
她当时就在想，要是粮价能稳下来就好了，哪怕不降，只要不涨，她就能算得清每个月该留多少银子买粮、该留多少银子给儿子寄去。
现在，也许真的能稳下来了。
她不知道国营店铺什么时候能开到杭州城外这个小小的集市上，但她知道一件事——朝廷已经下了决心，连夷三族、抄家灭族这种话都说出来了，那就说明朝廷是真的要管这件事了。
不是以前的“等明年“，不是“再议“，是真的要管了。
至于五等商税的消息，则是稍微晚一些才传开的。
那些经营米铺、盐铺、杂货铺的商人们，比普通百姓更早看到这个消息，因为告示贴在县衙门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挤在前面看了。
告示上写着五档税率，从三十税一到三税一，每一档对应什么货物，都列得清清楚楚。
消息传开之后，普通百姓最先关注的自然是第一档——“粮、盐、农具、粗布、柴炭、药材——三十税一“。
这些东西是他们每天都要买的，朝廷在这些东西上不加税，或者说加的税轻到几乎感觉不到，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消息。
杭州城外那个集市上，一个卖柴的汉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跟一个买家讨价还价。
他挑了两捆柴走了一个多时辰的山路到集市上来卖，打算卖八文钱一捆。
买家嫌贵，只肯出六文，两个人正僵持着，旁边有人插了一句嘴：“听说朝廷给柴炭定的税是三十税一，跟以前一样，没加。“
卖柴的汉子愣了一下，手里的扁担差点滑下来。
他放下扁担，转头看向说话的人：“真的假的？柴没加税？“
“告示上写的，粮、盐、农具、粗布、柴炭、药材——三十税一。“那人说着，伸出手比划了一下，“以前也是三十税一，现在还是三十税一，没变。“
卖柴的汉子转回头，对那个买家说：“七文，最低了。“
买家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十四文钱递过去。
汉子接过钱，把两捆柴从肩上卸下来，放在买家脚边，然后重新挑起空扁担，往集市外走去。他的步伐比来时快了一些，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推了一下。
他又想起另一个消息——朝廷要开国营铺子，卖米面粮油盐铁布，不许涨价。
如果那些铺子真的开起来，他以后买盐就不用在镇上的铺子门口站半天了。
他知道自己只是个砍柴的，朝廷的铺子能不能开到他那个山沟里还两说，但至少，他听到了一件让他觉得日子有盼头的事情。
绍兴府城外的一个村子，村口有一棵大樟树，树底下常年摆着一张石桌和几条石凳，村里人农闲时喜欢聚在这里闲聊。
十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几个妇人坐在树下纳鞋底，一边纳一边说着闲话。
年纪大的妇人说，“我听说朝廷给那些东西定的税还是三十税一，跟以前一样，没加。粮、盐、农具、粗布、柴炭、药材，都是三十税一。这些东西上没加税，对咱们来说是好事。“
“那别的呢？别的加了吗？“
“听说是加了，加的是那些有钱人用的东西——上等丝绸、珠宝玉石、名贵香料什么的。咱们用不起的东西，加了跟没加一样。“
她说着，把纳好的鞋底翻过来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又继续穿针引线。
樟树下的几个妇人都没有说话，安静地纳着手里的鞋底。
她们不懂什么商税，但她们听懂了一件事——朝廷在她们买得起的那些东西上，没有加税。
她们每个月要买的米、盐、粗布、柴炭，还是和以前一样。而那些她们买不起的东西，加了就加了，跟她们没关系。
这个认知让她们手上的动作都轻快了一些，像是在那片刻的安静里，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从她们肩头滑落了下去。
十月底的时候，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一个小镇里，一个在码头上干了二十多年的老脚夫，傍晚收工回到家，坐在门槛上脱鞋倒土的时候，忽然对屋里说了一句：“孩他娘，以后买米不用再算来算去了。“
屋里正在做饭的媳妇没有听清，探出头来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我说——“老脚夫把鞋穿上，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以后买米不用再算来算去了，朝廷以后回开铺子，价钱定了，不会涨了。以后你去买米，只看那个价，交钱，拿米，回来。不用再站在铺子门口想半天了。“
他媳妇愣了一下，手里的锅铲停在半空中。
她看着自己的男人，看着他那张被日头晒了一辈子的、黑黝黝的脸上，有一种她很久没有见过的表情。那种表情不是高兴，不是激动，而是一种——安心。
像是一直悬着的一根绳子终于被系紧了，不会掉下去了。
那个老脚夫的话，差不多是所有普通百姓听到这些消息时最真实的反应。
他们不懂大道理，不知道什么是“社稷“，什么是“民生“，什么是“制度革新“。
他们只知道，自己每天要买的东西，以后有人管了，价钱不会乱涨了。
他们只知道，那些以前想涨就涨的奸商，现在如果还敢乱来，就要被抄家灭族了。
这就够了。
至于那些更远的东西——比如国营店铺什么时候能开到他们住的地方，比如定价定得合不合理——他们暂时还顾不上。
但至少，他们的心里不再像以前那样悬着了。
因为有人告诉他们：米价会稳，盐价会稳，那些他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不会再涨了。
这大概就是普天之下，最朴素的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