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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荷印垄断的破局者(第1/2页)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张振勋三十二岁。
裕和商行的生意已经从巴达维亚一路延伸到了苏门答腊。他在巨港设了分号，在棉兰有了代理，在亚齐的港口跟当地头人签了合**议。商行的招牌越挂越多，“裕和“两个字在南洋的华人圈子里开始有了分量。
可张振勋心里清楚，虽然生意越做越大，但总让人觉得不踏实。在这土地上，想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必需破局。
荷兰东印度公司——现在该叫荷印殖民政府了——垄断着爪哇岛上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大米、盐、鸦片、香料、咖啡，这些是他们的命根子，碰不得。可张振勋发现，在那些被垄断的商品之外，有一片广阔的灰色地带，殖民政府管不过来，也懒得管。
比如劳动力。
荷印政府有一套“契约劳工“制度——说白了就是一种变相的奴隶制。殖民政府把各地的“罪犯“、“流浪汉“、“欠债人“抓起来，签一份所谓的“自愿契约“，然后送到苏门答腊的种植园里去干活。这些人去了之后，名义上是“受雇“，实际上跟坐牢差不多——没有自由，没有工资，只有一口饭吊着命，干到死为止。
这种制度的效率低得吓人。张振勋去过几个荷兰人开的种植园，亲眼看见那些“契约劳工“是怎么干活的——目光呆滞，动作迟缓，像一群被抽走了魂魄的木偶。监工挥着鞭子站在旁边，打一下动一下，不打就停。种一棵咖啡树，需要的人手是正常劳力的三倍，时间是多一倍，还不算逃工、装病、甚至自杀的。
张振勋站在那些种植园外面看了一会儿，心里转了几转。回去之后，他关在账房里算了三天账，然后做出一个决定。
他要自己招工。
不靠政府，不签那种把人变成奴隶的“契约“。他直接去找苏门答腊当地的土著村落，跟头人们面对面地谈条件：自愿来干活，每天干八小时，管三顿饭，周薪现结，还包住宿。干满一年的，年底多发一个月的工钱。谁家里有急事的可以请假回去，不扣钱。
这条件开出来，土著村落的人先是半信半疑，有人试了三个月，拿到手里的钱比种地一年还多，消息传开，报名的人就挤破了棚屋的门。张振勋在巨港城外建了一排工棚，条件比荷兰人种植园里的“猪仔营“好得太多了——竹墙瓦顶，每人一张竹床，院子里还有一口井。工人们每天收工回来，可以在院子里冲凉、聊天、跟亲戚朋友见面。
荷兰人觉得他疯了。“给土著开那么高的工钱，还管吃管住？你是做生意还是做善事？“一个荷兰种植园主在一次酒会上当着众人的面问他。
张振勋端着酒杯笑了笑：“范德赫斯特先生（赫尔曼的哥哥威廉也在场），我也是做生意的。可我相信，一个人吃饱了饭、睡得踏实，干活才有力气。与其花三倍的钱养一群饿着肚子的懒汉，不如花一倍半的钱养一群吃饱饭的壮汉。“
那荷兰人哼了一声，没有再接话。可在座的几个荷兰商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张振勋说的确实有道理，他们的账上，劳工成本一直是大头，效率却怎么也提不上去。
张振勋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层盘算，是他心里那个更长远的想法。那些“自由劳工“在他的种植园里干活，挣了钱、学了技术、见了世面。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去，会跟村里人说：“裕和行的老板是个好人。“这些口碑像水一样漫出去，一年两年，他张振勋的名字在苏门答腊的土著圈子里就成了一种保证——裕和行招工，不会坑人。
这种信任，是用钱买不到的。而张振勋最擅长的，就是用那些别人看不上的、觉得“太麻烦“的笨办法，一点一点地把信任攒起来。
赫尔德家族的人坐不住了。
威廉·范·赫尔德，当年那个把张振勋从橡胶园里赶出去的人，如今已经是荷印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的家族在爪哇和苏门答腊拥有七八个种植园，还承包了三个省份的鸦片特许权。这些年，威廉一直看着张振勋——从他继承米店、做酒税、办典当，到如今成立垦殖公司、搞自由劳工——每一步都踩在荷兰商人不愿意踩、或者踩不到的角落里。
威廉没有忘记这个年轻人。当年在橡胶园里，那个浑身是血的华人。他在暴风夜里带着人逃跑，却救了彼得的儿子，还让彼得在大厅里等了自己一个晚上，只为了让自己放走这个华人。
威廉记得清清楚楚。他记得彼得撕掉那张卖身契的时候，自己在屋里的窗边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欠了这个人什么，又说不清欠的是什么。
那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感......
“哥，这个张振勋必须管了。“赫尔曼坐在威廉种植园别墅的客厅里，把酒杯重重地顿在茶几上，“他到处收土著劳力，把我们的工价都抬高了。我们那些契约劳工现在天天闹，说不涨工钱就罢工。他这是在拆我们的台！“
威廉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杜松子酒，没有接话。他看着窗外的棕榈树影在暮色里摇晃，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赫尔曼，你还记得几年前你找人去拦他的事吗？“
赫尔曼的脸僵了一下：“那又怎样？“
“没怎样。“威廉喝了一口酒，慢悠悠地说，“只是那之后我查了查。他不但没有报复你，后来还托人给你送过一包茶叶，说是新到的福建铁观音。你收到了吗？“
赫尔曼的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后来我在总督府酒会上见到他，“威廉继续说，“他主动跟我打了招呼，还向我问道彼得儿子的情况——“他顿了顿，酒杯在手里轻轻转了一圈，“这个人心里装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多。“
“哥，你这是替他说话了？“
“我是说，你要是再动他，先想清楚后果。“威廉把酒杯放在茶几上，站了起来，走到窗边，“他这些年跟总督府里的人走得近。那个叫亨利的年轻人，你记得吧？就是总督大人亲自提拔起来的。他现在已经是商务处的副处长，管的就是特许经营和劳工政策。你要是动张振勋，等于动亨利。动了亨利，等于动了总督。“
赫尔曼的后背一下子沁出了冷汗。他端起酒杯来喝了一大口，把那些话和着酒一起咽了下去，没有再说话。
可赫尔曼兄弟，从来不是能咽得下气的主。
赫尔曼兄弟的打压来得悄无声息，却绵密得像一张蛛网。
先是裕和行在巨港的仓库被消防局“例行检查“，说是消防设施不合格，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倒也好办，可一整改就是半个月，仓库里囤着的货物没法出入，耽误了好几单交货期。
然后是张振勋从中国采购的那批农具，在港口被海关扣了整整两个星期。理由是“疑似携带植物病害“，要送检。张振勋派人去跑了好几趟，反复说明那是铁器农具，不可能携带植物病害。可海关那边就是拖着，一封公文推另一封公文，一个科推另一个科。
再接着是苏门答腊那边的土著村落。有两三个村子原本已经答应了给裕和行提供劳力，临到头忽然变了卦，说“头人收到警告，跟裕和行合作有风险“。张振勋亲自跑了那几个村子，头人们见了面倒是客气，可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白——有人托了话过来，说苏门答腊的劳力输出要“统一管理“，不能私下乱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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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勋坐在回巨港的马车上，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地串起来，像穿珠子一样在脑子里过了几遍。每一件事单独看都是小事——仓库整改、海关拖延、村落变卦——可串在一起，就是有人在朝他张振勋织一张网。
他回巴达维亚之后，连夜去找了亨利。
亨利如今已经搬进了商务处副处长的办公室，在总督府二楼靠东头的一间屋子里。张振勋去的时候天快黑了，亨利还在办公，桌上摊着厚厚一摞公文。他见张振勋来了，把手里的笔放下，揉了揉太阳穴。
“我知道你来找我做什么。“亨利说，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来，推到他面前，“你看看这个。“
张振勋低头一看，是一份申请报告书，封面写着“关于规范荷属东印度群岛非官方劳工招募活动的建议“。起草人一栏里赫然写着“赫尔曼·范·赫尔德“。
张振勋把那几张纸一页一页地翻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可心里已经翻腾了好几番。这是一份打着“规范招募“旗号、实际上要把所有非官方的劳力招揽权收归几家特许商行的建议书。如果这份建议被采纳，他张振勋在苏门答腊的“自由劳工“体系就全完了。
“你看完了？“亨利问。
“看完了。“
“这份建议，三天前已经送到总督办公室了。“亨利说，“我的权限，只能把它压住十五天。十五天之后，总督要批，我挡不了。“
张振勋把那份建议书叠好，放回亨利的桌上。他看着亨利，那张年轻的脸在煤油灯下显得有些苍白，眼窝里又多了些青黑，跟几年前借酒消愁的时候一样，只不过这次不是为他自己。
“亨利，“张振勋说，“你给我十五天。我需要在十五天之内，让总督觉得这个建议不通过比通过更好。“
亨利靠在椅背上，看了他好一会儿，嘴角慢慢翘起来。“你总是有办法的，对不对，张？“
张振勋站起来，朝他笑了一下，转身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传来他沉稳的脚步声，笃、笃、笃，一步一步的，不急不躁，像他做任何事一样。
张振勋的办法很简单——不做对抗，做连接。
他花了十天时间，跑了几趟苏门答腊的土著聚居区。那些已经跟他合作过的村落的头人们，对他已经有了几分信任。他跟他们商量了一件事：联合成立一个“土著劳工保护协会“，由裕和行出资，头人们派人管理，专门负责苏门答腊西海岸沿线地区的自由劳工招募、培训、安置和权益保障。
这种“协会“在殖民地的法律框架下是完全合法的——它不涉及政府特许权，只是本地居民的自愿互助组织。可它的实际效果，却比任何政府主导的“规范“都更让头人们安心——协会成立了，他们就不必一个一个地跟外来的商人谈条件，而是统一对协会，由协会出面对接所有的用工需求。
更妙的是，张振勋把这件事捅到了荷兰的报纸上。他托人在鹿特丹和巴达维亚的荷兰语报纸上发了几篇报道，标题都大同小异：“苏门答腊土著自愿联盟成立——华人商人首创劳工权益保护新模式“。报道里把“自由劳工““自愿就业““高于市场的工资““规范住宿“这些词翻来覆去地写，还配了一幅画：一个光着上身的土著青年站在工棚门口，手里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钱袋子，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荷兰本土的报纸一登，巴达维亚总督府那边就坐不住了。总督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人，他不能让海牙那边觉得他在殖民地搞专制压迫。这份“劳工保护协会“的存在，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荷印殖民地的劳工是有“自由选择权“的，是“自愿就业“的，一切都“规范有序“。
那份由赫尔曼起草的“规范非官方劳工招募“建议书，被总督压在了案头，一直没有签字。据说总督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过一句话：“只要这个协会运行良好，就不需要额外的法规来制造多余的行政负担。“
赫尔曼的计划，被张振勋用一份报纸、一个“协会“、和十几天的奔走，化作了一缕青烟。
赫尔德家的客厅里，赫尔曼把那份被退回的建议书摔在了茶几上，脸色铁青。
“他总能找到路走，“赫尔曼咬牙切齿地说，“不管我们堵哪条路，他都能绕过去。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做的？“
威廉坐在沙发上，手里还是那杯杜松子酒，姿态跟几个月前一模一样。他看了弟弟一眼，把酒杯放下，缓缓地说：“你还没有明白吗，赫尔曼？我们堵不了他的路，是因为我们走的是门前的官道，而他走的是……地下的根。“
“什么根？“
“土著的信任、华人的团结、荷兰进步舆论的支持。“威廉一根一根地掰着指头，“他每到一个地方，先不忙着做生意，先交朋友。在华人圈里交朋友，在土著村里交朋友，在总督府里也交朋友。他朋友多到——“他指了指被摔在茶几上的建议书，“连海牙的报纸都帮他说话。我们还怎么打？“
赫尔曼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攥紧了膝盖，指节发白。“那就不打了？眼睁睁看着他把我们的生意一点一点地挖走？“
威廉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看着杯底那一点残留的琥珀色液体，沉默了很久。“赫尔曼，“他终于开了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去碰鸦片特许权？他明明有这个能力，可他只做运输和仓储，从不碰烟馆。“
赫尔曼愣了一下，没答上来。
“因为他心里有一道界线。“威廉把酒杯放在茶几上，站了起来，背着手走到窗前，“他跨不过自己的那道界线。这样的人，可怕，也可敬。可怕的是你永远赢不了他，可敬的是——“他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他赢了也不会把对手往死里踩。“
夜色从窗外涌进来，把威廉的背影罩成一团剪影。赫尔曼坐在沙发上，看着哥哥的背影，第一次在自己那张永远趾高气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茫然的、不确定的神色。
“哥，那我们……就这么算了？“
“算了。“威廉转过身来，朝赫尔曼伸出手，“把那些针对裕和行的小动作都收了吧。他既然留了余地，我们也该留个台阶。“
赫尔曼坐在那里，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伸出手来，跟哥哥的手握在了一起。
巴达维亚的夜在窗外铺展开来，万家灯火在这座热带城市里星星点点地亮着。裕和商行的招牌在某一条街的深处泛着微光，那个“裕“字在灯光下安安静静的，像一个刚刚过了第一道坎的少年，抬头看着更远的路。
张振勋在账房里坐着，面前摊着亨利送来的一份手抄件——总督府关于“尊重民间劳工组织自主运作“的内部备忘函。他把那张纸看了两遍，折好，锁进了铁皮箱里，跟那份“特殊账户“的账簿放在一起。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巴达维亚的晚风涌进来，带着椰子树和鸡蛋花的香气。远处的港口传来一声汽笛，沉沉的，长长的，像一只巨兽在深海里翻身。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温热的，贴着胸口，一下一下地跳动着，跟他的心跳一样平稳。
“裕和，“他轻声说，“慢慢长吧。“
夜风把他的话吹散了，融进了巴达维亚无边无际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