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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端午文会的结束为起点，代表著这一轮南汉朝廷的检籍清田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刘羡用近乎不容争议的态度表现了自己对推行新政的支持，不给任何臣子反对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果决确实震慑住了群臣，至少没有人敢再公开表示反对。可这只是在舆论上掩盖了中央与基层激烈的矛盾，许多士人口头上无法表示反对，被朝廷割肉的痛苦却是不会因此而消失的，这就注定了改革不会一帆风顺。
按照事先的设计，荆州刺史卢志一开始就采用了雷霆手段。他在向朝廷举报贪污案之前，就已经私底下收集了至少上百件南郡豪族的不法事迹，而在天子正式处理贪污案之后，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带兵将这些涉案的人员进行抓获。
仅仅一个月时间，卢志便抓获了涉案人员二百七十四人，其中有强掳妇女者、擅杀奴婢者、行贿逃狱者等死刑犯六十二人，一时间州府监狱人满为患。
因为这些犯人中多有政治能量，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等证据确凿后，卢志便直接利用使持节的权力，在江陵城前设监斩台，将死刑犯就地枭首，人头高挂在江陵城下，其场景可怖，令南郡士庶一时肃然。
然后卢志借此机会，再去查抄涉案人员的府邸庄园，清理田地人口，又是一个月时间，竟然在南郡接连清理出七千余户，丁口四万余人，隐田八千余顷，其数目之巨大，直叫所有人倍感惊愕。因为这仅仅才是一郡的成果而已，虽然南郡是京畿大郡，可这一郡的新增赋税，就能够给朝廷带来超过二十万斛粮米的岁入。哪怕其余诸郡清查出来的数字只有南郡的一半，也足以为朝廷新增百万斛以上的赋税。
面对如此显著的成果，朝廷内的反对派自然更加不能发声，纷纷偃旗息鼓，似乎已经任由卢志予取予夺，毫不反抗一般。
当然，要他们就这么轻易地放弃手中的利益，这绝不可能。朝廷与地方豪强争夺权力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情，虽说近百年来，由于魏晋朝廷的一味放纵，导致地方的豪强已经过惯了土皇帝的舒服日子，继而丧失了部份警惕心，这才让卢志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史书在前，家族的根基也还在，大部分人又经历过乱世的洗礼，这使得他们就找到了反击的方式。
与其正面与朝廷的检籍清田进行对抗，不如表面赞成朝廷的新政策，把自己打扮成朝廷的忠臣，然后攻讦执行新政的人，即清君侧，宣称自己不反对天子，只反对皇帝身边的奸臣。
这算是屡试不爽的老套路了，前汉时的七国之乱，就是最出名的清君侧事件，只是汉景帝与诸藩王的矛盾过于明显，导致清君侧的旗号不够正大光明。
但从历史上来看，许多政治斗争并不需要发展到兵戎相见的一步，只要能够设法坐实对方的奸臣之名，即使是天子也不得不顾忌政治影响，废黜相关人员。而执行的官员一经调换，人亡政息也就是可以预料到的了。
这种例子可谓是屡见不鲜，比如汉元帝时期的老师萧望之。他作为汉宣帝留给汉元帝的辅政大臣，打算在朝中大肆改革，施行仁政，尤其是要废黜宫中的宦官。结果其政敌中书令弘恭、石显两人得知后，直接搜罗其朋党私下里互吹互擂的证言，指出其无端贬斥朝中大臣，甚至诽谤皇帝，顿时就把萧望之打成了奸臣。
汉元帝见状，便只好下令废黜萧望之，又被弘恭等人扭曲为下狱。萧望之不堪其辱，因此而自杀，原本计划的种种改革策略也就随之而夭折。
这种策略的核心逻辑是，世上确实没有完美无缺之人，是人就会有弱点，是人也总会犯错，哪怕他一个人不犯错，身边的人也会犯错。只要把握住这个精神，抓住一个错误穷追猛打，没有人是斗不倒的。
于是一众反对派静静等待，在八月中旬，终于抓住了卢志的一个破绽。
此时的卢志已经离开南郡，开始清查江夏郡，可他的家人却仍然留在南郡。因为卢志此时权势滔天的缘故，有许多人结交卢志的次子卢谧。其中有一个名叫黄庸的夷道游侠，他颇为豁达，与卢谧甚是投契。有一日，他便向卢谧请求道：「我有一个家乡好友最近因为杀人被关押在牢，还请二公子帮忙留他一命。」
卢谧闻言大是为难：「杀人是大罪，此事我怎能帮忙？」
黄庸诚恳道：「我这朋友并非无故杀人，他杀的乃是不得不杀的奸贼。」
黄庸声称，他这朋友名叫蒋成，平素周济乡里，颇有贤名，故而与他交好。但在最近，他在市集上买肉时被人欺辱，并辱及父母，为了维护父母的名誉，蒋成一怒之下，这才杀了对方，结果被朝廷判处死罪。可蒋成平日与人为善，颇有人缘，他是家里父母的独子，有朋友不忍心看他家绝后，便愿意为他替死，故而黄庸请卢二公子伸出援手，设法放过蒋成一命。
卢谧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根本没发现这套话术里的破绽，一时信以为真，并且深受感动。觉得此事只要自己帮忙换个犯人，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成全忠义之士，最终大为欣然，便同意了此事。
可事实上，卢谧可谓犯了大忌，倘若觉得此案办理不公，完全可以先上报给卢志重新审理。这是两汉就有的先例，若杀人者有苦衷，当地的郡守拿捏不准，便可以上报朝廷，重新议论刑罚，由天子进行定夺。可他眼下如此行事，就是实打实的犯法。
最后，犯人离开江陵牢狱不到半月，回到夷道亦不到三日，便被当地县府当场抓捕，黄庸等涉案人员也没有逃脱，被一网打尽。
已经被判处死刑的犯人竟然越狱，这放在何时都是不可忽视的大案。等蒋成黄庸一干人等被移送到义安后，廷尉府连夜进行审讯，最后得知，涉案人蒋成等乃是夷道当地的一个著名无赖，依靠自己孔武有力，在当地欺男霸女，除去已经发现的杀人案外，还有未被发现的罪行十余处，而黄庸乃是他的同党，之所以接近卢谧，完全就是为了给蒋成脱罪。
更重要的是，此前黄庸口中所谓愿意给蒋成替死的朋友，其实也是被蒋家胁迫，有父母家小作为人质，不得不进行替死。
最重要的是，当询问到蒋成等人是如何从牢狱中逃脱时，黄庸在牢狱中改口声称，自己是向卢二公子行贿，方才得以逍遥法外。
如此一个骇人听闻的冤案，卢谧又在其中担任了不光彩的角色，无论是何人策划此事，当义安案发的那一刻，几乎所有反对派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攻讦卢志的绝佳良机。
一时间，地方上弹劾的报告纷至沓来，堆积成山。不只是有人上报要将卢谧下狱，更有人借题发挥，声称卢志在检籍清田期间贪污索贿，刻意去刁难那些没有行贿的家族，将他们合法的田土与家奴污蔑为隐田与隐户。
更有人声称，卢志是在趁机大报私仇。因为他是前晋成都王旧党领袖，与前晋长沙王旧党之间有血海深仇，而他此次打击的大量豪强中，有不少就是长沙王党羽，诸如上官巳、刘白、王瑚等人，尽在其中。
最要命的攻讦还不止于此，襄阳太守兼襄阳都尉晋邈上表称，襄阳有婢子生出一子，其头如鸟，其足如蹄，而且无手，有尾，这是人妖，说明当朝有妖孽横行。在这种敏感时刻，晋邈上了这样一份表文，其讽刺对象不言而喻。
攻击卢志的声浪大到了这种地步，刘羡自然也不可能坐视不理。于是他亲自审理案卷，并且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种种蹊跷之处。
一来是对于蒋成的初次定罪卷宗，调查非常粗糙，为何第二次查案才查出其余罪行？二来是根据对蒋成、黄庸的调查来看，他们虽然抢夺了不少钱财，但平日里醉生梦死，没存下多少积蓄，又是哪来的钱财，对卢谧进行贿赂？三来现任的宜都太守郭劢在明知道卢志在江夏清田的情况下，为何不直接将犯人送到义安，反而要先送到江陵？
这些疑问无不说明，案情绝非表面显示的这么简单。因此接下来刘羡又亲自提审犯人，将此案的蹊跷迹象都一一点明，蒋成、黄庸等人哪知能亲自面见天子，在诘问之下，他们到底顶不住压力，终于吐露了真相，表示自己是受了荆州别驾从事何松的指使。
这个人选并不出乎刘羡意料，何松乃是原刘弘治政荆州期间的治中从事，在随王敦转投刘羡以后，刘羡先是将其任命为襄阳太守，后又转为别驾从事，即荆州刺史的二把手。此后刘羡本想将他调入朝中担任光禄大夫，但何松却加以婉拒。根据平日的风闻来看，他理应是过惯了在江北的逍遥日子，并不愿受朝廷管束。
而卢志此前的检籍清田之中，何松本人便在南郡被清出了上百顷隐田，他由此对卢志恨之入骨，然后策划栽赃陷害，完全是水到渠成的。
只是真相虽然查出了，但该如何处理此案，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管何松是如何设计陷害，卢谧违背法律是确凿无疑的，倘若把此事的前因后果完全揭开，固然可以惩治何松，但恐怕卢谧也逃脱不了罪责。所以刘羡传信给卢志，询问他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刘羡的这个态度其实有一层深意，潜台词是可以让卢志与何松私下里进行和解。虽然他一直主张从严执法，可也不得不考虑卢志的感受。所以他愿意给卢志一点缓冲的空间，只要何松能找个人来替卢谧顶罪，卢志也就可以保全儿子，此事就当没有发生过，同样也能起到警告荆州本土豪强的作用。
而卢志的回信也非常简单，他对次子毫不回护，声称道：「陛下，若证据确凿，臣子有罪，理应就罚，纵有万千缘由，也不能徇私情而罔顾王法，令圣王有惭于天下。」
刘羡收到回信后感慨万千，良久之后，方才将此事通报尚书台，并对傅畅陆云等人说道：「卢子道真乃管仲、子产之俦也！」
由是尚书台下达诏令，由廷尉李赐带队，一口气抓捕了荆州别驾从事何松、宜都太守郭劢、江夏太守刘盘、夷道令宗钦等大小党羽八十六人，连同卢志之子卢谧一同下狱，正式兴起了自南汉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大狱。其涉案人员之多，等级之高，都属于建国以来的首例。
何松等人的主意，原本是想逼迫朝廷将卢志免官，以此来叫停朝廷的检籍与清田，并没有鱼死网破的想法。他们也没有想到，卢志竟然连自己儿子的死活也不顾，也要将他们绳之以法。因此猝不及防，即使他们都握有部分兵权，都根本不及调用，直接就被关押进诏狱。
等到十月中旬，经过周密的审讯后，这起大案也终于落下帷幕。天子下诏，以扰乱朝政、煽动妖言的罪名赐死何松与郭劢，并将其党羽免官流放至永昌郡，卢谧也因私放死刑犯而赐死。如此郑重其事的刑罚，难免令朝野大起议论。许多人都说，自从汉季以来近百年，魏晋两朝八位皇帝，还从未如此严厉地整顿过官场，看来天子在端午文会上的言语，绝不是走走过场。
经历此事以后，荆州官场上下肃然，卢志在荆州的新政当然还会遇到一些小波折，但再无大的阻拦。或者说，至少不用卢志再一个郡一个郡地进行督促，各郡县自己便能自发地完成任务。等到启明八年年初，荆州十四郡的检籍清田已经基本结束，共清理出藏民五万余户，三十万口，隐田六万余顷。